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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007 Fwd: 谣言与革命-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06期 作者 黄岭峻 一、文献综述 传播(包括传播手段与传播内容)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正因为此,在传播学确立之初,从传播角度考察人 类政治生活即是传播学的应有之义。对传播学有奠基之功的加拿大学者因尼斯(Harold Innis)在《帝国与传播》一书中即明确指出:“在一个广泛区域的组织里,传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一个广泛区域的有效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 传播”。1不过,在因尼斯的一系列著作里,政治传播学更多地是作为一些原则而被提出的,简言之,因尼斯所反复强调的是传播手段与政治发展的同步关系,按照 其原话,就是:“历史是一系列被不连贯所分开的时期,每一时期都被占主导地位的媒体形式所分解,这些媒体形式吸收、记录和传递信息使之成为与制度化的权力 结构一致的知识体系。”2但作为传播手段的媒体形式是如何在细节上影响政治发展的?对于这个问题,因尼斯并未提供更进一步的微观研究成果。 在因尼斯之后,虽然政治传播学研究逐渐细化,但学界更多地还是关注大众传播媒体(譬如广播与电视)与政治发展(尤其是选举)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政治传 播学的另一重要领域——谣言对政治的影响,则是甚少涉及。而从政治实况看,一个政府不管其如何高效,都不可能完全控制该社会的所有传播渠道。——这便为谣 言的产生与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作为一种重要社会现象的谣言不可能完全淡出西方学者的视线之外,譬如,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 国妖术大恐慌》即是一本主要从谣言角度研究清代政治危机的扛鼎之作。然而,从总体上看,从政治传播学角度研究谣言的成果是非常稀罕且颇多错误的。法国学者 卡普费雷曾著有《谣言》一书,但其关于谣言的定义即是很难令大多数读者苟同的。按照其定义,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 辟谣的信息”。3但这个定义显然不能解释在政治史中许多谣言恰好是经过官方“证实”的。 总之,谣言作为政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目前研究成果的质与量都不能令人满意。有鉴于此,笔者拟以1911年10月的武昌首义为个案,对于谣言与政治变革的关系作一初步疏理,并希冀借此唤起学界研究谣言与政治的兴趣。 之所以选择武昌首义作为解剖对象,主要是基于如下两层考虑: 第一,笔者在本文中所界定的谣言是指:有意或无意之间在一个社会上广为散布的不直实信息。而从武昌首义看,其爆发、扩展乃至成功,都可发现“谣言”的幽灵。 第二,武昌首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一个领域,关于它的档案资料与回忆录皆已公开,研究较易着手;而从谣言角度研究此问题的论著,目前尚付诸阙如4。 二、谣言与起义爆发 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当然,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已经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比较集中的有两种:(1)预言清朝灭亡。譬如,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 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5而在武汉地区也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6(2)渲染上层矛盾。譬如, 1910年汪精卫等人在北京以炸弹暗杀摄政王事泄,而在破案之前北京城内流传的说法则是清廷的内部斗争,“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 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有谓(炸弹)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国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7这些谣言从根本上侵蚀着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这 些谣言的刺激下,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不过,最后促成湖北新军哗变的则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悠关的谣言。 1911年 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起义计划暴露。不过,从后来的处置看,以湖广总督瑞*(徵,偏旁改为氵)为首的地方政 府可能并不想扩大事态,有两条线索可为佐证: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后,尽管进行了简短的严刑逼供,但当夜即将他们予以处决;如果清朝地 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按常理应该继续套取被捕革命党人的口供。其二,在事发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瑞*(徵,偏旁改为氵)即向中 央政府报告案件经过,并为有关人员邀功请赏,大有巨浪过后复归太平的意思。8但一则谣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 这则谣言便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从现在掌握的诸种材料皆可以证明,在宝善里事件之后,瑞*(徵,偏旁改为氵)采纳了多数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9但令人饶有兴味的是,这种柔性处理结果无法告知广大士兵,从而使上述谣言的流传有了可能。 回过头来考察这则谣言的传播,不难发现谣言所特有的简化原理在这则谣言的流传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所谓简化原理,是指在谣言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根据自己 的感受对谣言进行分类从而避免问题的复杂性。1947年,两位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先向一个被试者演示一个幻灯片,内容是一辆老式的无轨 电车,电车上画有一幅风景画;然后,让该被试者向一个没有看过幻灯片的被试者尽可能逼真地描述风景画,然后再让后面这个被试者向另一个人描述,这样一直传 下去。……结果,最后那个人把一个原来很逼真的描述变成了:‘这幅画上有一辆有轨电车,它身边有两个男人正在争论。其中一个是黑人。就这些。’”10事实 上,在宝善里事件之后,“清朝政府正在大量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也经历了一个被简化的过程。 首先,这则谣言源于革命党人的一种 猜测。当1911年10月9日上午,宝善里据点发生爆炸之后,共进会首领孙武等人纵火灭迹未果,在逃脱之后,孙武猜想“名册等定被俄租界巡捕房搜去,转瞬 即交给清吏,将来必定按名册捉拿”。11这时的核心是“清政府可能按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 其次,当天,彭、刘、杨三位 革命党人被捕,并于当晚遇害。这时,谣言已演变为“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而在1911年 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尽管这是彭、刘、杨被处决后仅有的一次逮捕行为,但更加证实了谣言的真实性。 最后,甚至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12由于在1910—— 1911年间,湖北新军中曾刮起一股“剪辫潮”,剪辫的汉族士兵尤多,所以将“捕杀剪辫士兵”的谣言简化为“捕杀汉族士兵”,其实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按缴获的花名册捕人”,到“捉拿没有留长辫的士兵”,再到“另编名册,惩罚所有汉族士兵”,不能看出,谣言所涉及的范围愈来愈 广了。根据专家较为乐观的估计,“到1911年7月,在总数约1万7千名的湖北新军中,……总计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将近2000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 4000人”。13也就是说,在湖北新军中,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革命外,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处于游离观望状态。而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这则涉 及到众多汉族士兵身家性命的谣言。 美国学者彼德·布劳曾经对权力下过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他认为,所谓“权力”,就是“个人或 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群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威慑的形式是:撤消有规律地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 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14事实上,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政府的权力也是建立在这种威慑的基础之上,然而,上述谣言的传播则使这种威慑失去了效 力,——因为威慑的前提是“服从要比不服从更好”,而“清政府正在捉拿汉族士兵”的谣言则意味着“不管你是否服从,只要你剪了辫子,甚至只要你是汉族士 兵,你都可能受到惩罚”,这便使服从清政府的权力失去了任何意义。 总之,一个政权不管如何残暴,只要它想延续其权力,它都必须 明告或暗示被统治者:服从的代价比反抗的代价要小。否则,便可能将被统治者逼入类似陈胜、吴广在秦朝末年所面临的“大泽乡困境”——服从必然走向死亡,反 抗或有一线生机。具体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而言,尽管湖北地方政府并无将新军士兵逼反之意,但瑞*(徵,偏旁改为氵)等人又无法将不予深究的真实意图告 知全体新军士兵(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害怕朝廷的责难,另一方面是因为低估了谣言的作用),所以最后在湖北新军士兵的心理中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大泽乡困 境”,从而导致军队的大规模哗变。 三、谣言与起义扩大 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起义之后,11日上午3日即切断了电报、电话线路,15革命党与清政府都是在揣测中做出各种决策,这便给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出于求生的本能,革命党人在起义发动之后,必定要夸大革命力量,以打消中间分子对政府的恐惧心理,从而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于是,关于革命党声势如何浩 大的各种谣言便纷纷出台。这类谣言又分两种。第一种是为了说服动摇者的随机性谣言。譬如,当黎元洪询问革命党人“所恃为援者何处”时,革命党人遂编造出 “京山刘英已集十万众,三日可到汉”的谣言16。第二种是为了威慑清政府的计划性谣言。譬如,当汤化龙等人获得清政府的密电码后,即以瑞*(徵,偏旁改为 氵)的名义向外发电,“力述革命党势焰甚盛”;此外,汤等人还在武昌四处演说,以“某省已陷,某军同党”等说法“借维众心”。17 应该承认,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是相当成功的。经过革命党人有意无意的制造,当时坊间甚至流行着一则富有戏剧性的谣言,据当时的报纸记载: “督署火起后,瑞*(徵,偏旁改为氵)出走,革军都统黎元洪曾遇之,瑞欲自匿,黎忽举枪问曰:公欲成名乎?(谓殉城而死)欲全命乎?瑞闻而泣下,俯首乞免,黎竟笑而纵之曰:公且去,毋溷吾辈事,瑞乃狼狈遁去。”18 尽管这则消息属于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但它却暗含着的两个信息则是革命党人十分需要的。首先,像黎元洪这样的高级军官都加入了革命阵营;其次,以瑞*(徵,偏旁改为氵)为代表的清朝地方官员极其无能。这两层含义无疑都可以壮大革命党人的声势。 相对于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清政府在对舆论的掌握与控制方面明显处于下风。这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清政府始终无法了解革命党人的实情。 自1911年10月10日起义正式爆发之后,武昌与处界基本断绝了消息,直到一个星期后,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里循还在向总部抱怨:“因为与 汉口的电报业务中断,很难得到确切的消息。”19不过,外国记者还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武昌起义的一些实情。比较起来,清政府在信息的获取方面更为缺乏。 当起义爆发时,清内阁即电问新任命的湖广总督袁世凯:“驻鄂陆军营队众多,未必全与匪通,何至无一用命者?”20显然,在信息来源上,除了地方官员的报 告,清朝中央政府并无其他管道。而一旦地方官员有意或无意隐瞒实情,中央政府便只能在想当然中决策。最为荒唐的一个例子是,当时闽浙总督松寿听到一则谣言 ——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制造军舰,并已驶抵澳门,于是松寿要求海军部派军舰到福州、厦门一带“以备不虞”,而当海军部向内阁请示办法时,皇帝的朱批只是“知 道了”。21对于消息的真伪竟然不能置一词。 其二,清政府始终不能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 在当时清政 府往还的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词语。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北京城内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 银不可”。22为了收拾人心,清政府又是下罪己诏,又是派宣慰使,最后甚至答应改组皇族内阁,立即实行立宪,但仍没有将社会舆论引向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这 中间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当时介于政府与大众之间的绅士们的支持。根据政治传播学的一般原理,在广播与电视这类大众传播工具出现之前,信息 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流动都要经过“舆论领袖”(opinion leaders)的中介作用,在近代西方,这些人一般是指“教师、官员、社区领袖、杰出商人、职业领袖等”。23而在清朝末季的中国,这些舆论领袖的功能 便由那些绅士们承担。但在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双重政策的打压下,当时的绅士头面人物已大多对清政府由失望变成绝望了。 揆诸史 实,在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清政府的决策并非完全药不对症。譬如,在1911年10月19日的上谕中,清政府反复向下属强调:“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 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24其目的还是不要将革命党人逼入上述“造反成本低于服从成本”的“大泽乡困境”。不过,由于清政府自身已失去公信力,他唯一 的选择便是依靠绅士领袖出面劝说,从而让民众了解并认可自己的怀柔政策。但饶有兴味的是,清政府任命的那些作为宣慰使的绅士领袖,如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 寿潜、湖南的谭延闿却先后加入了革命党的阵营。据说,当湖南的新军士兵听到谭延闿亦发表反清革命的演说后,纷纷欢呼:“谭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25 四、余论 根据因尼斯的观点,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应与传播体系相适应。在清朝末年,随着电报与报纸在中国 的广泛引入,从理论上讲,清政府具有了更好的控制舆论与巩固权力的传播手段。但由于内外两层因素的影响,这种理论上的优势没有并化为现实中的胜势。从外部 因素看,由于外国媒体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往往能轻易冲破清政府的新闻封锁。26而从内部因素看,由于绅士阶层同情甚至支持革命,在缺乏大众传媒的情况 下,舆论领袖又不肯合作,清政府便不可能将其收拾人心的举措传诸民间。于是,在各种谣言的侵蚀下,其崩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然,从武昌首义的历史看,制造与传播谣言并不是革命党人的专利,清政府官员也在多种场合利用谣言来应变。譬如,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初,湖广总督瑞* (徵,偏旁改为氵)即“派人分途散播谣言,谓清廷已派大兵南下,革命党不日即可消灭”27。而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为防止部下哗变,也捏造了 “武汉于某日为官军克复,宜昌于某日亦为萨军(萨镇冰率领的清朝海军——引者)收回”的谣言。28但从总体上看,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术更为成功。这中间 的原因自然不仅仅是革命党人制造的谣言更有技巧,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国人普遍同情并支持革命,渴望革命党人取胜的心情自然更易于让他们接受对革命党人更为有 利的各种谣言,换言之,到革命范围扩大之后,他们想知道的已经成为他们希望出现的。据亲历革命的黄炎培先生事后回忆: “(武昌 起义爆发后)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发生了大影响。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 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 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29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革命党人制造的一些非常离谱的谣言,也能被广大民众所接 受。譬如,当清军攻下汉口与汉阳后,武昌城内一片混乱,不得已,革命党人通过《大汉报》在半日之内连出6份号外,伪称“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 毫无根据的消息,结果“人心稍安,士气复振”,以致武昌童谣皆唱:“大汉报真个巧,见了他胆大了。”30 当政府的公信力丧失殆尽的时候,有利于革命党人的谣言已经不需要刻意传播,便能不胫而走了。 【注释】 1 H. A.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7. 2 Paul Heyer, Communications and History: Theories of Media, Knowledge, and Civilization,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8, p.115. 3 [法]卡普费雷:《谣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4 通过对中国期刊网的检索,1994年以来中国学术界以谣言为题的个案研究只有两篇,其一为龚敏的《试论法国大革命时的谣言》(载《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0年第1期),其二为顾吉辰的《论后周末年的一场政治谣言——兼论赵匡胤上台》(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敏的论文完全抄袭了高 毅所著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景梅九:《罪案》,《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 6 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7 黄斗寅:《庚戌年谋炸载沣别纪》,丘权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8 详见《瑞*(徵,偏旁改为氵)报告破获汉口俄租界革党组织电(1911年10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68页。 9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7页。 10 (美)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11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6页。 12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8页。 13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14 (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15 (英)计约翰:《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载《近代史资料》总7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16 熊秉坤:《武昌起义谈》,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页。 17 转引自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52页。 18 袁庙祝*(鱼+它):《辛亥革命徵信录》,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2页。 19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62页。 20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内阁总协理大臣寄湖广总督袁世凯上谕》,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5页。 21 《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海军部大臣载洵等奏折》,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300页。 22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御史史履晋奏折》,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7页。 23 Michael Roskin, Robert Cord, James Medeios, Walter Jones,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97, p.167. 24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上谕》,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页。 25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3页。 26 据给事中蔡金台的奏折:“此次乱起,邮部禁阻交通,民部禁止报载,皆为军事正当办法。第禁令不及于洋报,转使匪党得藉以施其煽惑。而民间反因警厅之禁,滋 疑而信谣。”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1页。) 2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版,第43页。 28 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2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辛亥革命》,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4页。 30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页。 3/30/2007 蘇州夜曲作詞:西條八十 作曲:服部良一
霧島 昇
渡辺 はま子 昭和15年 渡辺はま子 的歌《シナの夜》(支那之夜)非常之流行,东宝映画株式会社制作了同名电影《支那之夜》。
作为电影的插曲,李香兰在该影片中演唱了《苏州夜曲》(原唱是渡辺はま子)苏州湖畔的爱情剧,长久
的流传在人们心中。为了那部电影作曲,服部良一马上就要去中国苏州的时候,西条八十给服部在食肆的
电话口那里读刚刚才作出来的原稿,由于第一句就是把“你的柔发置于我的胸前...”让店里的客人们大笑。
在那个杀伐的军歌之声充斥的年代,听到这样甜美的句子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在其他国家,这首歌的名字
又叫做“Chinababy in my arms”。
【附录】
3/29/2007 魂萦旧梦作词 木西村
作曲 侯湘
原唱 白光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
只剩下遍地醉人东风,
桃花时节露滴梧桐,
那正是深闺话长情浓,
青春一去永不重逢,
海角天涯无影无踪,
燕飞蝶舞各分西东,
满眼是春色酥人心胸,
(白)
落花水流春去无踪,
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
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
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
啊!我到哪寻找我往日的旧梦,
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
青春一去永不重逢,
海角天涯无影无踪,
断无讯息石榴殷红,
却偏是昨夜魂萦旧梦,
却偏是昨夜魂萦旧梦
3/28/2007 觉悟重温相声舞台剧《记得当年那个小》,有一句话的发现让我如获至宝。 耻, 就是彻彻底底的觉悟。 人总是面临选择,这样或者那样的考虑:天地君亲师,投鼠忌器,人情世故,责任担当,或许总是有那么多的难处。面临决断,无法请示上级,无法联络对方,往往就是只能倚靠个人的判断,作出超越个人权力范围的保证,或许,最简单的就是寻找最安全的最符合自己身份的决断,而这往往成为小人物或者官僚们自保的说辞,的确他没有做错,但是,他也没有作对,更没有做好。 作为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的官僚组织阶段,它固然解决了个性带来的不规则,而它也扭曲个性结构,使职工变成阴郁、灰暗、屈从于规章制度的“组织人”。如果没有彻彻底的的觉悟,怎么能够勇敢承担责任,做正确的事情,正确的做事。 贫困的白岩松 毫无疑问,随着为中方领导人访日造势,缓和以前媒体猎奇或者沙文主义激情报道,挽回CCTV在日本宣传上的颓势,白岩松向日本启程了。
岩松或者一丹的昵称加上节目名称的造语方式,已经被CCTV香港台--凤凰卫视所惯用。显然央视在输血到香港媒体过多,有些虚脱了,以至于这样一种用主持人魅力作背书的节目组词方式直到最近才被运用。
15天的行程,只不过一个日本观光旅行团的行程。一个自认在『爱与恨』之间煎熬的新闻人,都无法解决妨碍自己认知的非理性力量,做出来的节目,可能也只是把热血暂时冷却下冷漠的访问。而自己那些容易冒出来的激动却有忍不住的要延续『又爱又恨』这种简单的让人怀疑前半句的苍白描述。
『岩松看日本』的官方系列报道没有从鲁迅,空海或者鉴真的中日交流史观向前发展更多,甚至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也没有打算在中日彼此理解的增进上有所贡献。不要说CCTV那个肥的已经不成体统的水均益曾经在多年前信誓旦旦的假他人之口说『谁要是能够灭了日本就能够成中华民族的为英雄』,或许这么些年来,我们官方媒体没有能够在藤野先生之后学到更多,而只是徒增了那么多不理解对方的『肥水』而已,他们已经远远的落后于民间人中日交流的脚步。
中日之间,有那么一个矛盾的纠结点,靖国神社。白岩松蜻蜓点水式毫无新意的介绍没有突破靖国批判的火线,或许在政治大气候未发生转变的前提下,不说岩松是否能突破传统视角,去寻找靖国神社的发端与发展,日本在后 GHQ时代的思想变化发展,甚至于单纯在纯知性的方面,岩松也未能有所进展。语言的隔阂和完成任务的作新闻姿态,不能让他在中文媒体过往的报道史观之外有更多发展。
CCTV的贫困不仅仅在于无知,而且在于对于个人权利的漠视的习惯。岩松在采访日本『时尚』的专题中说:『这条街是女孩子的流行时尚圈,在那儿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打扮得都很酷的女孩子。在国内要是要是做这类节目,我想很多女孩都会很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在那儿很多女孩却不让拍摄拒绝媒体,我们就特别不理解,流行时尚不就是要靠媒体扩散传播才能流行起来吗? 』 不尊重个人选择,已经成为我国媒体的习惯了吗?这一点我不由得想起了肥水痛骂日本人不愿意接受他采访时的剑拔弩张。一个没有接受现代文明,不尊重个人隐私的大牌电视台报道人,昭示了一个一切以我为先锋的央视的跋扈的鼻子上的一撮现代文明的灰。 报道动漫产业发达,白岩松说『下午,我们去采访了日本动漫界包括在中国也是非常有人气的,从最早的机器猫到叮当猫一直到现在孩子都比较了解的多拉A梦。』 或许,这一点上,孩子们比岩松都更为清楚,上面一句话等于是说我国语文课本选用了『从周树人到迅哥儿到鲁迅先生的诸位名家的文章』。 因为机器猫,叮当猫,多啦A梦根本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译名。CCTV已经牛到了不需要作功课了吗?
或许岩松不知道3月份正是TAF2007 东京动漫展的展会期间,或许,去采访动漫展比拍几个机器猫玩偶更有取材的感觉,能够有更大规模的展示动漫是一个产业,而不仅仅是一个玩具产业,或者儿童产业,或者产生全国只看一部儿童动画片的效果。 岩松取材日本的防灾意识,则是跑到了超市里去翻新奇的货品,相比来说,不如探访东京都立川防灾馆,较之一个手摇发电收音机,似乎更具备全面的日本防灾科技展示,或许岩松自己没有用过手摇发电收音机,这个不但日本有,中国德生收音机厂也生产。脱离了大众生活,以自己的管见引导大众,愚化为看西洋景的报道,实在令人扼腕。
对于日本人的生活,岩松说『我们也想去看看他们到底都在什么地方喝酒,喝完酒是不是随地方便』这种小市民式的猎奇寻根心态,贯穿于岩松看日本始末。拿日本人开玩笑也拿自己开玩笑的调侃态度,过时的旧闻的组合(报道日本脱离终身雇制的旧闻)和东洋景的猎奇之旅,决定了CCTV的这个系列报道只能是个应景的摆设。或者说,我们之所以从这么点滴的基础开始,就是因为,过去的日本认知其实就是个空白?
或许,贫困的不仅仅是白岩松。白岩松斯基至少在多年前还是个上进的青年。
白岩松斯基曾在东方红时空的晚会上大喊砸烂电视,除了制造人类,我们还能干什么?多年过去,峰回路转,白岩松也不再斯基,要作诺夫,继水均益变肥水的后尘,作肥白了吗?
日本去年的『军国主义』电影:《男人们的大和号》(日:男たちのヤマト)里面有一句话,赠与白岩松斯基『敗れて目覚める』(被打败之后才会觉醒)。 3/23/2007 シナの夜作詩:西条八十 作曲:竹岡信幸
シナの夜 シナの夜よ
港の灯 紫の夜に 上るジャンクの 夢の船 ああ忘られぬ 胡弓の音 シナの夜 夢の夜 シナの夜 シナの夜よ 柳の窓に ランタンゆれて 赤い鳥かご シナ娘 ああやるせない 愛の歌 シナの夜 夢の夜 シナの夜 シナの夜よ 君待つ宵は 欄の雨に 花も散る散る 紅も散る ああ別れても 忘らりょか シナの夜 夢の夜 * <シナの夜> 支那之夜是电影《支那之夜》的OST。
苏州夜曲
投君怀抱里 无限缠绵意 船歌似春梦 流莺宛转啼 水乡苏州 花落春去 惜相思 柳枝依依 落花逐水流 流水长悠悠 明日飘何处 问君还知否 倒映双影 半喜半羞 愿与卿 热情永留 为卿理青丝 身儿紧相偎 蘇州夜曲 君が手折(たお)りし桃の花 涙ぐむよなおぼろの月に 鐘が鳴ります寒山寺
3/16/2007 文化读者化背景下的换代之路 不了解中国出版界的人,不会理解标题的含义.《读者》乃是我国一本广受尊敬的杂志,如同《知音》《读书》《三联性生活周刊》《中学生阅读》《儿童画报》。。。《读者》搜集了各类可歌可泣的感动故事,来告诉读者们各类的人生道理。基本上,属于高中生或者同等学历读物。对于尚在高中或者初中的同学,读之可以开拓视野,陶冶情操,熟谙经典,多愁善感,狂侃如有神,青罗小扇扑流萤。。。(唔,这个太超过了),总之,是一本高中文化程度的好读物--我绝对是说真的。但是人不能天天感动抹泪, 就像现在CCTV搞得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声明:此处CCTV不是动词,也不是粗口)从社会的旮旯里掏出各类社会的边缘人,叙述一个一个的感动故事,无外乎就是一心工作,丢下家里不管的老套路。我今天发现最应该让人感动的还是alex这厮发掘的,我国石油工业号称的买入高价油,平价卖给老百姓的X石油,X石化; 还有承诺不砍对方光缆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还有苦口婆心要立下规定防止消费者买入不必要的东西的北京市商务局; 还有和血汗工厂富士康达成和解的并努力忏悔的第一财经杂志;
伟大祖国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人不能老感动于别人,而忽视自身的进步。 这个就是高中和高中以上文化年龄的分水岭。高中的文化水准的特质在于, 要学习, 学习各类先进人物,从中吸取养料来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 对特定人群的生活充满好奇,羡慕,憎恨--等等鲜明的感情,高中生容易被文化符号的宣传所勾引,容易被各类头衔所迷惑,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对白纸黑字,红头文件,舆论风评,口碑相传的辨别能力, 容易给人贴标签,也容易被人贴标签, 被各类枪稿厂商稿迷惑而乐此不疲, 认为自己才是开创流行的先锋,老人都跟自己有代沟可以不理, 小孩尚未长大也可以不理,总之,高中生统治中国,是中国大陆的主人。可惜的是,我国大部分人都是高中文化水准。这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无关,而是他们心智的成长。
举例来说,
1. mop 就是一个高中生社区, 如果大家谁在mop有帐号, 您就是一高中生;
2. 谁点过msn.com.cn在msn 下面的广告2次,谁就是一高中生;
3. 您是白领么? 如果您觉得您稍微有一点和白领搭边,您就是一高中生;
4. 您是否觉得易中天的三国比看三国演义舒服多了,如果是,您就是一高中生,因为您缺乏对古典白话文的审美能力,需要现代世俗文化唾液的搅拌之后,方可接受;
5. 您看读者么? 或者您对于丹讲的论语觉得不错,它将论语深入浅出的介绍给大众?如果是,您又向高中生迈出了一部,因为您缺乏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理解能力,需要通过读者式的小故事来理解;
6. 您看过如下书中的2本或2本以上么:
《理想国》《思辨录》《小逻辑》《历史哲学》《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纯粹理性批判》《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形而上学》
《政治学》《君主论》《利维坦》《高卢战记》《罗马史》《论法的精神》《为平等而密谋》《社会契约论》《正义论》《论美国的民主》《自由秩序原理》《通向奴役之路》《资本主义与自由》
如果没有,那么您是高中生,因为您还没有读第一手的哲学,或者政治学的书籍,从而很难说拥有这方面的知识,这也是高中文化的一个特质之一。
7. 看了以上标签1-3内容之后,您如果内心认为您不是个高中生,那么您就真的是了;
请原谅我用畅销书的开头,来写这样一个批判性的文字。
3/9/2007 小帝国写照杨典
一 落花如斩首:是这个生锈且疲劳的帝国给人的终极印象。 除此之外,还有充电的微风,云集在电车中沈睡的公司职员,头发和皮靴千篇一律的现代少女,呼啸而过的轿车,布满各处的墓园、神社、酒鬼、老人、偶尔飞过头顶的自卫队军用直升机、明治时代的楼、被异化的汉字和千年礼教的变形。这一切在一年一度樱花泛滥的光辉中闪耀,展现着国家、禅、以及近代资本主义交叉混淆的美。同时也使人感到:古典的远东真的已一去不复返了。 曾经纯粹过的民族,今天已不过在浑浑然地混日子而已。 诞生过山本常朝和紫式部的太平洋极端岛国,似乎再也难以从刀刃与胭脂中抬起头来。浮世绘退化成漫画,民族英雄退化成暴力团,歌舞伎町退化成红灯区,茶道、剑道、弓道这些从汉族文明中脱胎的国术,也退化成欣赏品,失去了真实及尚武的意义。人们不再用灵魂去学习,而是有“兴趣”而已。在人烟稠密的色情区里,现代基督徒们高举着“基督之血能洗清罪恶”的黄旗站在街边,与上野公园旁在樱花树下飞驰的右翼黑车分庭抗礼,从不同的方向撕扯着这个岛屿。在“日本民族精神”与“经济萧条期”之间,几乎没有为大和本身留下任何纯洁的位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从1868年以来,其实日本从来就没有能恢复它古典的美丽和光辉。它早已黯然失色了……。 一切都是徒劳的。 蓬莱仙岛与超级大国:都像是一场空想。 二 我于世纪末来到这里。在颓废的太阳下注视着这个与中国有着千年之仇的民族。我是从仇恨的教育中来的异乡人。外国人。我的话不被任何人所倾听。我来自一个伟大的陌生,或对一本书的真正理解:走向行动。记忆中:蝴蝶夫人、鲁迅、同盟会、汉奸、伊豆的舞女、倭寇、鉴真、甲午海战……一直到累昏在体力劳动中的中国临时工。这一切都象围绕在曼佗罗图中的花边一样,朝向一个神秘的中心。历史的指挥也许在那里才会形成一朵恐怖而深奥的并蒂莲:中华帝国与日本帝国。 一个自觉是世界的中央之精华。另一个则夸耀说:这里是太阳之巢。 然而对于地球那一边的人来说,这两者都被称为“远东”。如果把这远东比喻成一只亚洲之手,则这是一只有六指的手,中华是五指,日本正是从汉族文明中枝生出去的骈枝,莫名的一根指头,独立存在,又难以完全分割,并使其余的五指充满烦恼。这朵一大一小的,五千年和二千年的古怪并蒂莲,自从出现在我面前以来,就以其含毒而又幽深的芳香刺激着我,使我眩晕、恶心、沈思。 三 “如果自己在实现目的时有了障碍,那就把神也打倒”。这是武士道元典《叶隐闻书》中的一段话。这也正是近代日本的行为,选择和悲哀。是胜利,也是罪。是单纯的恶德,是英武的暴怒,也是废弃了“叶隐”的叶隐精神。 四 自从遣隋使从中国回到这里,一千四百多个春天过去了。太平洋战争和两颗原子弹没有能摧毁龙安寺和汤岛神社,佛教和儒教,北海道的雪和镰仓的落日,充满禅意的溪花与剑道……。甚至可以说:这个十分乖僻十分尖锐的极端民族身上,至今还残存着在中国都已绝迹了的中华上古春秋精神。侵略的罪犹如一团难愈的疮,使日本的近代溃烂,但似乎一直未能触及它的精髓。这精髓便是从中国上古士大夫和武士们“尊皇攘夷”和儒家人生观(甚至朱熹与王阳明的行动学)的传统演变而来的——叶隐精神。 千年前对汉族的模仿,和千年后欧洲文明的冲击,以及美国军舰入主冲绳,这一切对日本人的心理扭曲是残酷的。1936年的2·26事件,1970年的三岛由纪夫剖腹事件,包括1995年的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严格地说:都是某种变形的复古主义事件。的确,日本很难忘记它那幽雅的过去……很难忘记它的庭院、和服与英雄。 譬如三岛由纪夫,他的自杀就让我想起中国东周时代一个小诸侯国的士大夫:泓演。泓演的国君惨死疆场,被敌人乱刀斩为肉泥,惟有一块肝脏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维护君王尸骨的尊严,泓演于是剖腹,将肝脏塞入自己腹腔,以流血的肉体权且充当君王的棺材,并随君死去。二千多年前的纯汉族皇权精神,连中国人自己都忘记,明治维新后几乎绝迹的武士道忠君仪式,似乎到了1970年才在一个文学家身上真正结束。 有人觉得三岛并不能代表日本,真正代表日本灵魂的作家是谷崎润一郎。 无疑这是片面的——他只看到了一个传统:即由清少纳言《枕草子》与紫式部《源氏物语》所构成的女性的,淡妆艳情的传统。尽管谷崎的书其实很浓郁繁杂。而日本还有另一个传统,即《叶隐闻书》——这是日本男性的绝对美,三岛的骨子里并非一个简单的,王尔德或萨德式的唯美主义者,而是有着强烈历史倾向和民族意识形态的现代吉田松荫。三岛有很多作品其邪恶之美都可与《纹身》媲美,但谷崎绝对写不出《叶隐入门》、《奔马》或《太阳与铁》。 五 和服也叫吴服,是春秋时从江南吴国传到日本的。后来,当我在东京神田川河畔的电车站,看到一个穿着丹青相间和服的美貌女子时,我首先的感觉不是日本,而是东方。 于是,我越来越关注和留心于纯古代东方残存在这个现代资本主义强国里的断金碎玉:浅草寺院中被计算机围绕的僧侣,新干线旁放一张小木台,点一支小蜡烛用“周易”算命的卖卦人,背着竹刀木剑上学的中学生,象唐朝武士般肥胖的相扑运动员,从一千日圆纸币上的夏目漱石像,直到以老子“上善若水”的成语而命名的清酒,从日语中密集的古代汉语,直到京都深处庭院中一棵未曾见过的树……。 我几乎相信我能有一种惊人的发现和相遇。 伴随着地震,台风和梅雨的发现和相遇。 比刀,折扇和茶更深的……相遇。 六 然而我失望了。 其实,东瀛已废,毋庸置疑。 日本人的生活是很空虚而疲劳的。人们什么也不关心。当国家处境、历史问题与人文思潮等对一个人的私生活再也不发生一点影响时,当天皇,神教或民主革命都蜕变成一个学术名词时,社会气氛就会特别无聊。 从行为变成研究,从维新变成等待——日本人的确已今非昔比。这就象他们对山水的认识上一样:永远不能超越庭院。过去,在葛饰北斋,小林一茶,千利休,日莲,芥川龙之介等一代代人身上,山水还是人生上的。而现在,整个日本都象一片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放大了的庭院。就算走到北海道也少见那种只有真正的原始森林才有的暴烈,野性和混乱美。所以,当我后来在工作中看见一位客人爬在刚擦洗完的地板上,到处寻觅一粒肉眼看不见的渣滓时,我深深感到了这个民族今天的脆弱。 也许,一星灰尘就足以惹得他们“愤怒”。 有一天下午,才5点锺左右,我刚打完工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扇居酒屋的门突然猛地开了,一个过早喝醉了的老工人被一位女招待满脸厌恶地推到出门外,栽倒在地。老工人不停地叫喊着,咒骂着,但酒店的人再也不让他进去。我看着他孤独地拿着一瓶酒摇摇晃晃地走远。当时我想:难道这就是所谓“战后再出发”的奇迹——疲劳?! “人民”疲劳过度,是今日帝国财富的代价。 疲劳带来的最终精神危机不是色情,就是恐怖。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所以有了神户少年杀人事件,所以有了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所以有了众多的酒鬼和痴汉(色情狂),包括在日外国人变态暴力事件……。日本脱离了中国文明而独辟西洋维新之蹊径,可以说一利一弊:避免了儒教的陈腐,但扭曲了东方的纯洁。 后者给亚洲带来了战争,乱,以及后工业文明的白血病。 日本象一个唯美的凶手,在横扫东方时,自己也受到重创,并始终处于失血的苍白之中。二战的失败使他们必须变成工作狂,用美国式经济体系输血,以维持日本社会的生命和荣誉。血当然是可以转换的。中国式的血老了,那就换欧洲的,欧洲老了换美国的。就象将O型血输入A型血的病人一样,仍然可以活着,只是不知哪里总觉得有一种神秘的不舒服……。 著名的“尊血主义”军国,变成了“输血主义”。 一切都要进口。外来语辞典居然和国语辞典一样厚。 谁都不去朝拜天皇,但又都不想正面承认:天皇是一个废帝。 七 日本不得不进入用技术指导思想的时代。 全球资本主义化,冷战,以及泡沫经济,摧毁了昭和政治家们的理想。机器的密集使日本再也不可能诞生象谷崎润一郎或泉镜花这样的作家,也永远不能再象黑泽明在电影中那样,对古代武士的刀与现代工业的枪之间的矛盾,作如此深刻的反省与比较。我们在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这两种作家的作品身上看到的,也正是两种时代的日本背景:美与压力。 在东京时,我曾特别着急我再也看不到那个旧日的,朴素的日本。 一个身着歌舞伎戏服,站在新宿复杂的电线、广告牌和灯光下人流中的优伶,偶然闯入了我的眼中,使我若有所悟。他好象在等人,但通过他的装束和周围的高楼,大屏幕电视,电车等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以及他脸上的疲倦,无助,我越发意识到“用技术指导思想”为什么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大忌——因为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这叫“钢(刚)多气少”! 东京不是我心中的蓬莱,帝国,或妻子的故乡。 体力工作的疲劳也不时让我沮丧。 接下来是一段完全机械化的生活。失望的黑暗一直延续到后来——我终于见到了镰仓,太平洋的日出和京都的光辉。 八 体力工作使我真正体验到了肉体的意义。纯肉体的疲劳是清晰的。其实,肉体的一切都是清晰的。相比之下,一种精神如果不附诸于行动,那么这种精神就反而没有意义,很模糊。 行动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宗教。 无论是抄袭文明,军国圣战还是经济激进,日本人的行动美都走在理论美之前。在原子弹留下的废墟上,一个外国人(无论他是否仇视日本)如果说完全不被它的行动主义和今天国家实力的奇迹感动,那是撒谎。日本人的勤劳,细腻,坚毅和形式主义唯美都是一流的。而且,那些曾体现在古代日本人如武田信玄、一休禅师或吉田松荫身上的优点,那些曾体现在太平洋战争或左翼学生运动中的勇气,照样体现在现代日本人普通的日常劳作里。 正是这种看似死板,好象茶道和相扑中的规则一样一丝不苟的精神,使他们挽救了一个战败国的元气和灾难。从军国怪兽到经济动物,日本的复苏有时似乎意味着:呆板、单纯和规矩,并非坏事。 用得好,照样是了不起的行动。 唯行动创造历史。 譬如我曾看见我所在公司的社长连夜一人睡在工具车里,甚或24小时循环工作(并非为钱,常常是习惯),我有所触动。这个大块头老板是一个说话稀里胡涂,但城府极深,而表面十分皮实的日本工人。二十多年的体力工作,每天的重机械搬运和擦洗大楼的高空作业,使他有了一副抗疲劳的身体。他看上去很粗,但在一次谈话后,却借给我一大堆书:《方丈记》、《讲孟剳记》、《联合赤军回想录》、《日本的右翼》等等……。 我说:“社长也喜欢藏书?” 他回答道:“不,都是家传的”。 我渐渐明白了,梁启超与周作人当年为什么特别欣赏日本人的行动主义和唯美主义,渐渐明白了三岛由纪夫为什么要写《行动学入门》,三十年代中国为什么败得被占去一大半江山,孟子为什么比孔子更受日本人的关注,为什么只有谭嗣同、北一辉、希特勒、甘地、洛克菲勒、毛泽东、毕加索、以至永山则夫或麻原彰晃这样的行动论者(无论善恶),才会让他们钦佩和震惊。 九 在治天下的问题上:儒家讲“兼济”,道家讲“怀柔”。 这也正是日本和中国的区别。日本人的行动是外向的,中国人的行动是内向的。然而西方人常常认为日本人很内向。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并非他们的行动内向,而是他们行动的表达方式内向——这就是“礼”的传统。但一个开始就十分有礼貌的日本人,也许会越来越让人不喜欢,或者费解。而一个开始不修边幅,吊儿郎当的中国人反而会越来越有魅力。“因为中国人重视内心生活,忽略外表形式”。辜鸿铭先生早就这样说过。中国人一旦与别人交流,则容易动情。而就算在日本人和日本人之间,也有一种微妙的“距离感”:他们永远是客气的,但一关系到利益和行动,则毫不留情。 在军事上的“先礼后兵”,也体现到商业和生活中。 剑道和相扑比赛前后礼节一大堆,但出手如电,迅猛无比,一招制敌。 日本人的快、美和忍(礼教的变形)三位一体,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谓的:“美就是敏捷”异曲同工。《论语》所谓:“讷与言,敏于行”;“仁者必也勇”等等,也深融于他们的血液中。 这就导致了一种“虚礼”似的社会风气。 日语敬语是文法习惯,远不是道德。 一切礼仪都是为了最后采取绝对制胜的行动。 1998年晚秋,在镰仓的一家小杂货店里,我买到了一把作为纪念品的短刀。这是一把没有开刃的水磨怀刀(日语称“胁差”),即古代日人剖腹所用。这似乎又是一个工业退化时代“叶隐精神”的象征:某种含蓄的锋利。我甚至忽然明白了那个一直对我很好,有说有笑的社长,为什么会突然将我解雇(根本不知道何时得罪了他!)而且他也不说任何理由。他深藏不露的世故:正是这种含蓄的锋利。 十 靖国神社的牌楼是巨大的,震撼人心的。 从神保町书街买完书后,可以沿着日本武道馆的方向步行走去。一路上经过许多等待看音乐会的年轻人、少女、痞子、公司职员和樱花树,我到的时候落日向西了,象一头光辉的红鹰,停在突然升起于大街上方的靖国神社牌楼上。庞大的“开”字形的牌楼向大地上投下更长更大的影子,象鹰爪般伸向整个大街,使人、车、树都显得小得可怜。 我感觉到:这是真正的帝国落日和帝国阴影的景色了。 这种肃杀的美,连天皇城的二重桥和广场也黯然失色。 这个让中国和亚洲国家特别敏感的神社,却也的确有一种帝国中心圣殿的神秘魅力。黑色的唐式建筑,幽暗的石灯,不可思议的寂静,空空荡荡的绿树林中一面太阳旗冷冷地飘着……使人不寒而栗。 这就是它了:民族英雄与国际战犯浑然一体的“墓”——招魂社。 靖国神社始建于明治四年(1869),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由各地小招魂社护灵的,在历代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英灵的牌位。明治七年,自明治天皇首次参拜后,靖国神社上升为中央招魂社。其牌位之多,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已经超过二百四十余万名。从江户幕府末年的殉国者算起的话就更多了。东条英机只是其中之一罢了。所以“参拜问题”实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象中国人若将关羽、岳飞和孙中山等人都集中到一个祠堂里,很难说那就是一个“军国祠堂”。但在外国人看来,靖国英灵都是天皇神权的“牺牲品”。正如群蚁对于蚁后,群蜂对于蜂后是牺牲品一样。日本和别的集权国家和神权国家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个人意志和个人崇拜。它实际上不存在类似墨索里尼、斯大林或霍梅尼这样的人物。上至总理首相,下到士兵草民,都围绕着一个虚构的圆心而行动,只不过有些人离这个圆心近一点,有些人远一点而已。 这个圆心:就是被架空的天皇。 天皇是一个符号——就象樱花、卍、或太阳旗图案一样。说为天皇而战,和说为樱花而战没什么区别。日本古代成语云:“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指的就是这种奇特的象征主义精神。 由于天皇的重视,靖国神社的地位渐渐超过了伊势神宫(日本国家神道总院)。这似乎也意味着:一个政治神话取代传统神话的时代来临了。也正是靠着这一东方乌托邦的变形,日本发动了近代战争,又在战后资本主义的建设中,以惊人的,可以说是铁血教徒般的毅力,创造了奇迹。政治帝国,文化帝国和经济帝国,其实都在一种神道精神的不断行动(工作)中三位一体了。 对着靖国神社内宫的深处,我举起了照像机。因为我看见一个极美的白衣内侍身影一晃,好象某个古代武士的幽魂——突然,身后一只戴白手套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是一个全副武装的神社警察。他在制止我的同时客气地说:“对不起,神社有神灵,不让照像”。当时,我十分不理解,这个腰里挂着电棍和电子对讲机的现代巡警如何会相信真有神灵。后来,当我再转头去看那个内侍时,只见一块雪白的帘幕在冷风中飘荡着……它似乎在努力让我领悟:日本的灵魂是东方一脉相承的,也是中国式,儒家特有的传统——子曰:“敬鬼神而远之”。 十一 我终于看到了镰仓:混血的帝国风景。 这便是那个曾让成吉思汗铁骑罢兵海上的镰仓时代的遗址。 海,寺,江之岛,古玩店和陶器屋,还有欧式建筑,神社的传统婚礼,以及在电车站化缘的佛僧。最让我激动的,自然是镰仓文学馆:因为这里有着一种著名的中世纪的宁静,和东西合壁式的奢华(它本是明治贵族旧前田侯爵家的一栋别墅)。 这里存放着明治、大正、昭和以来众多在镰仓一带居住过的文学家,俳人,歌人,诗人和翻译家们的手迹,遗物与照片。这正是我所熟悉的作家们如川端,芥川,三岛,涩泽龙彦和中原中也等等留下的美丽痕迹。这也是我在日本黑暗的疲劳工作后得到的第一个来自人文的安慰。 镰仓文学馆在昭和十一年按照欧式风格改建,变成了一座有许多露台的临海洋楼。三岛由纪夫在写作《春雪》之前,曾在此细心观察过。所以,这里的园林,风景和贵族气派的结构,后来便成为《春雪》一书的背景舞台。由于我早在少年时代就读过这本书,并因其绝对唯美的笔法所感动,这幢楼对于我就有着特殊的魅力。它的露台面朝大海,巨窗前的草地一直远远地伸到海滨的树林里。草地上还立着一尊青铜的裸体女雕像。雕得倒一般,完全是西方式的,我一开始还不明白她的妙处,而且觉得不太谐调。不过,当我从一楼大厅的窗口瞭望大海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尊女雕像的臀部正好清楚地浮现在窗框里。 明月般浑圆的臀部,展现着帝国贵族当年典雅的色情。 一座花园围绕着这幢楼。而且我还发现,在一些林子深处,还有很多神秘的小山洞。洞口黑暗,寒气袭人,让人有一种看到古代豪门饲养凶犬软禁民间女子的幻觉。这是一种集阴森,浮华与传奇野史为一体的幻觉。一种将东方封建美与西洋建筑学在日本海边浑然天成的幻觉。 这就是明治精神的美。 尤其还有这幢楼的露台的意义——它使我领悟到了前不久买的一本书:日本建筑学者饭岛洋一所著的《从三岛由纪夫到奥姆真理教》。这是一本怪书。他想把日本战后的这两大事件,归结为露台(象征空间)的消失。初读时我十分不解。然而,如果一个外国人在现代的东京生活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将他移到镰仓的海边露台上,在晚霞中听风饮茶,他一定也能立刻感受到此书的涵义。 明治时代的镰仓和整个日本其实就是一个露台的时代。 露台和庭院:是日本人在国际化和民族精神上的两大空间。一个瞭望世界,一个审视自己。 但是战后密集的现代化建设,使这两种空间越来越小,几乎被消灭了。 于是,走向压抑的三岛在国家自卫队露台上演讲后切腹自杀;真理教教徒们在地铁(象征一种被电扭曲的无空间庭院)杀人,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了。 十二 对于帝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镰仓的诱人之处就在于它那种介乎于《平家物语》和《徒然草》之间——或曰武士道与佛教之间的特殊气氛。 事实上佛教在当时的武士阶层中是很受尊敬的。从中国传入的禅宗,由于对于坐禅的精神要求特别严格,就与历经战乱的武士们的心不谋而合。当我凝神注视着镰仓大佛时,这尊11米高,121吨重,七百年前出自无名氏的青铜巨像,虽然远远小于乐山大佛,也没有敦煌莫高窟的壮丽,但其在慈悲面孔中所隐约闪现的目空一切的残酷,以及一左一右两朵铜铸的墨荷花座,都让我暗暗吃惊! 因为这种用最浓重的物质——铜,来表现最相反的佛教概念——空,与武士们用刀来表示对生死虚无的思想,如出一辙——都是用金属。 象金属那样高贵,但无生无死。 象金属那样浓烈,但无生无死。 正是这两者将武道意志与禅宗精神在历代日本人身上统一起来了。 这一绝对东方的灵魂形象,也使我在后来的生活中,看清了更多的古怪现象。以至于当我在秋叶原电器街,遇到一群穿灰大衣的,居然会说汉语的日本基督教宣传者们时,我能不象别的人那样避之惟恐不及,而是接受他们的宣传书,和他们交谈,握手,抚摩他们孩子们的头,了解他们的生存处境……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信仰的产物,而不单纯是社会骗术的奴隶。他们并不真正危险。 一切现代的危险在古典的勇气面前,都是脆弱的。 十三 日本是个鱼龙混杂的群岛。 在它绝对唯美的光辉映照下,也有着星罗棋布的暗影:暴力团。但我个人认为在那里无论是中国人的黑社会,还是韩国人的,中东人的,欧美人的或南亚人的任何极端组织,都象日本人本身的暴力团体一样,是有区域性的。而且,他们的针对性也非常清晰。其中最清晰的,当然要数今天的右翼。 右翼是一直是我特别关注的一道铁幕风景。 很显然,如今的右翼已经和西乡隆盛、北一辉,或者“楯会”的时候截然不同。开着刷得漆黑的面包车在春天满街疾驰,要不然就用扩音器大喊一些民族主义的口号,播放一些老军歌的录音……这已经不再有什么创造性。他们可以让一个新到的外国人吃惊,久了,就会厌倦。关键是失去了一种人文向心力——知识分子成员的减少!如果没有新人文精神的输血(就象当年北一辉从中国革命中得到启发一样),那么就算满街都是樱花和服,以神武天皇的名义再打一次“八纮一宇”的圣战,和世界尖端技术主义或中国这位民族主义巨人再较量一下,恐怕结果仍然是悲剧性的。 右翼锐气犹存,但却显得毫无古人的智慧。 它只剩下了宣传。它已不再是一个国家神话。 十四 俯视:是一个优美的词。 如果谁从日本大街上的高空往下俯视过,谁就能感受到这种优美的写意性。 我就曾因做一份擦洗高楼玻璃的工作,而挂在关东一些城市的高空上,有时长达几个小时。但这让我有了从上往下仔细扫视帝国线条的机会,记得坐飞机从日本列岛上空降落时,所看见的版图是斑点状的。一个一个小岛,象一排排越来越大的省略号,一直点进九州岛大陆,似乎要将海洋省略掉……。 然而从高楼上看来,这些密集的省略号就不再是礁石,而是人头。 所有的人头都是统一的。这一点,是在大街上看不见的。大街上看到的主要是服装。有人说日本人都是“拷贝”,是的,如果在丸之内大街上散步,所遇到的人很可能有同一种态度对待别人。可事实上日本人的个性差异非常大,只是共同的社会约束力使他们变得很相似。这正如群岛在海水的包围中,都只能冒出一个或大或小的尖儿来一样。 随着日趋绝对的西方式自由,这种礼教后遗症也在老年化。 歌麿、北斋、或者井原西鹤等等这些春宫浮世绘和色情文学大家,当年怎么也难以想到,如今的女中学生从小就在歌舞伎町挂着放大的色情照片的路上走来走去,上学放学;女艺人们也可以随随便便在电视综艺节目里脱掉内裤。 色情是现代日本人孤独生活的定海神针。 没有色情业,在礼教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海浪下,日本人的个性早就被淹死了。 色情在日本是唯一成功的个性革命。 日本妇女的性格也是微妙的。我们在陈寿《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读到的“妇人不淫,不妒忌”,或者新渡户稻造先生在《武士道》一书中介绍的,勇于殉夫的,理想的“武士的女儿”(就象三岛由纪夫《忧国》中的丽子),这些与每日在超级市场出出进进的家庭主妇,与公司里疲劳的女职员,与原宿的女“朋客”,与穿和服的,穿破裤子的,或者夜晚公园里什么也不穿的女暴露狂混在一起,几乎把一种最优美的特征弄模糊了:那就是羞涩。 而那本是最东方的个性。 日本的死板,和日本的唯美,常常是一码事。 十五 每个外国人在日本都能遇到不计其数的社会角色:老板、上司、同僚、女人、颈子洗得雪白的公务员或染头发的痞子,以及众多别的外国人,当然还有一些同胞:医生、律师、留学生、艺术家、在日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的,不知为什么但又非要来日本打工的内地人,还有偷渡成功的文盲,流亡者,在逃犯人,无数因签证过期而“黑下来”的“闯将”、骗子、陪酒女郎、开了店的华裔小业主和偶尔客居东京的大陆名流……。譬如光我曾打工过的一家塑料瓶厂里,就有一个上海人,一个香港人,一个台湾哑巴,一个和日本姑娘结婚的浙江小青年,以及一大群菲律宾、巴西和越南老妇人。所有这些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帝国后,却都有着一种无产阶级式的急躁:因为钱。 有时走在大街上,能看见正在搬运货物的黑人;半夜修路的朝鲜体力工;也能时不时遇到专来日本消耗公款的大陆官僚,或者走进成人店的西服邋遢的农民企业家……但这一切和日本社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协调?那曾经敌视多年的民族情绪是怎样转换成单纯的经济观念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失落者,第三世界国家伤感的 “叛徒”们,一度在“汉奸”和“帝国主义”这些名词面前高举一只拳头的道德家,和着那些来自中东,印度和各种文明古国的不肖子孙们一起,是怎样在“资本主义”这盘大杂烩里变得垂涎欲滴的? 于是,无论当我第一次在住处门口的墙上看见“日本共产党”的宣传画时,还是在日比谷皇宫,在御茶之水,在银座银行门前或无数车站阶梯上看见形形色色的乞丐时,我都不禁有茫然若失的荒诞感。荒诞就在于:他们根本就互不关心。那些总是强调人类平等的人——骨子里都不过是“贱民”。 在社会角色的背后永远有一种来自社会整体的分割与孤独:即所谓阶级。 “人民”是一盘散沙。这一点,哪里都一样。 十六 我终于见到了金阁寺:见到古代的光。对于现代人,它是绝对美,是奢侈的符号,是明镜,是生锈后又被重新磨亮的刺刀。对于我,除了与小说印象的再审美之外,它确实象我在穿越了一千个夜晚后遇到的第一盏触目惊心的灯! 它抵消了我在日本的全部疲劳与黑暗。 它在一刹那让我理解了一切我对这个小帝国的迷惑。 华丽,耀眼,空灵,如同湖中心一艘金色的画舫。这是纯粹东方的灵魂建筑,是阿房宫和迷楼的传统,是古中华造型美,禅宗,和日本贵族精神的结晶。我望着它,好象望着一个乳房的幻觉,一轮月,一团三岛由纪夫式的火焰,或一朵必死的金云。这种夺人魂魄的光辉和颓废,也令我想起南唐后主的花园或宋徽宗的宫廷。金阁寺很小,只是墨绿山水中一个灿烂的点,但就这一个点,已好象一颗直刺西方文明的极端之星。在它锋利的光尖下,无论是巴底隆神庙的传统,还是哥特式教堂,凡尔赛宫,亦或纳粹设计的庞大的日耳曼尼亚中心,纽约的摩天大楼……尽都黯然失色。 因为它和一切实体建筑的含义完全不同。它的主义是:色即是空。 它用高纯度黄金一点点筑成,粘贴,契合。在它的镜湖池,苇原岛,书院,方丈,泉水和松树的围绕下,从水中渐渐升起。它的“空”的美丽,恐怕连埃及金字塔也要自愧不如。因为金阁寺不是陵墓,它不是用巨大无比的气派来表现死亡的神秘和伟大,恰恰相反,金阁寺是室町时代足利义满将军生活的地方。它在改名为 “鹿苑寺”的前前后后,都和禅宗的色空论是统一的。一个政治人物(包括修建银阁寺的足利义政)把自己的浮华别墅和虚无思想如此紧密地相联,而且形式如此唯美,只有东方人才有这么超然的极端境界。 在金阁寺的三层楼上,有一块天皇御赐的扁额,上书:“究竟顶”。 这正是源于佛教《心经》的“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之意。 所以后来金阁寺被烧似乎是注定的。它必须毁灭。否则,就不能在历史中完成它色与空的主义;就不是纯东方式建筑;就不能成为绝对美! 金阁寺:对我的刺激是必然的。这还不仅仅因为三岛和水上勉的小说。我到京都的那天下着雨,而雨水是最容易让我想起古代中国的东西。一闻到雨味,古中华帝国那种潮湿的景象便浮现出来,好象从茶水深处偶然浮出的片片茶花。与妻子一到京都,我就直奔金阁寺,雨水中妻子的脸和光辉的风景,异乡的古中国幻觉,都似乎在对金阁的注视中混在一起了。我发现这两个帝国的古人在对丰满生命和一切皆空的处理上,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金阁寺当时在我眼里,并不完全是日本,更多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一个比喻。 它是一粒纯正唐朝的种子。禅的种子。 那个有点被印度化了的,但又保持着中国贵族的排场,视黄金为粪土,但又有着东方专制主义神秘的奢侈感和集权美的唐朝。它那艳俗的形状,尖锐,典雅,含金浓度,犹如一枚千年闪光的羽箭箭头,以整个山水为弯弓朝向宇宙时空,不知何时射出……。这一切使我凝望良久,几乎竟忘了身在何处……。 十七 看过了 “枯山水”(一种用小石子堆成的水圈波浪,源于佛教思想“有=无”,类似西藏密宗用沙画曼荼罗图,画完后即让风吹散。)也就明白了日本的一切形式美。明白了京都的竹林,茶庄,俳人的小草屋,点心,神社和其它现代日本人性格的一致性。明白了日本生活中“假”的含义。因为连生命本身都有着一种伟大的虚假性:不久就会死去。也明白了三岛由纪夫在《太阳与铁》中为什么说:花朵之美,因其必然要死。“武为落花,文为培育永恒不朽的花。不朽的花,就是假花”。 同样,没有永远不干涸的水。不朽的水,就只能是龙安寺那种“假山水”。日本帝国的“武”已在二战中坠落。要想再重造不朽的帝国,就必须是一个架空了天皇的假帝国。正如曹沾之咏:“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独自坐在龙安寺的那一大片“石水”的庭院中,不禁为两国古人在对世界的参悟中如此异曲同工而感动。 十八 我是春天离开那个帝国的。那个象蒙古人,金人,满人和欧美人一样,在中国制造了战争和屠杀,也制造了历史和文明的,优美,残忍和洁癖的帝国;那个融小丑和英雄为一体的,又在疲劳与色情中殉道于经济的帝国。我的确没有遇到什么大事件,却又好象有了一种更广阔的相遇……。 那是四月的帝国,樱花象亿万粉色的军队云集在它的每条街道上。当樱花初现时,我只觉得好象是无数少女的,还未隆起的片片乳晕,漂浮在全日本的半空。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浓……如同黄祸时代席卷整个欧亚大陆的鞑靼人营帐,漫山遍野,一望无际地,只在几天之内就霸占了帝国的全部视野。 但这还不是让我彻底震惊的。 我震惊的是:这些象浓云般重压在枝头的无限樱花纷纷飞落的时候! 只在一周之间,但见亿万花瓣,铺天盖地,飘飘扬扬吹向岛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吹向东京,横滨,大阪,京都,奈良,鹿儿岛和北方四岛,冲绳美军基地和长野的森林里,广岛废墟和多摩灵园;吹向皇宫,电车站和帝国大学,吹向每一个下班的行人身上,吹向女中学生和老职员的脸庞;花瓣们不仅是零星而落,有时是暴风雪似地横扫大街,犹如密集的群星向着太空放射。它们在高楼,树枝和蛇行的车流上空打着转,仿佛无数粉红的幽魂之船最后横渡人间。它们裹着泥土,拌以灰尘,时而高过鹞鹰,时而沾着鞋底,带着一种蝴蝶夫人皮肤般的遗香,箭羽蝗灾般向着四面八方飘舞飞散……正如禅诗所云: 花开满树红 花落万枝空 惟余一朵在 明日恐随风 这是某种最后的,帝国的胭脂。某种最后的,如血的绝对美。我知道我到此刻才被真正感动了。这种感动与民族矛盾或文化冲突毫不相干,它完全是人生上的。因为,当谁看见了这个本来以“刀花合壁”而自负的地方,在它的刀(武力)已然被封存之后,花,却依然如群雄们的断头一样照旧纷纷落下时,谁都会被感动。再加上这种毁灭之美在这个帝国居然又是一年一度的,怎还能一点感觉不到它的神秀,它的速度,和它在一刹那中的伟大光辉……!? 1997年东京——1999年北京 本文发表于《天涯》2006年第五期 那个愤怒的年轻人21993年的夏天是一个令对别人的文字保有幻想的痴男怨女们心醉的夏天,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会激发了他们无数的快感。汉语的运用,原来可以这样用,可以这样出彩,那次盛会这为中国大众摆脱枯燥的文革式暴力语言提供了不断的养料。虽然,“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睡觉”这种恶搞还需要多年之后才能出现,但是,弹冠相庆的人们已经为汉语言的丰富埋下了种子。虽然在我仍然讨厌我刚才写下的这种文字,以一种未来者的身份,充满历史的笔触写道:后代的历史学家谈到这一次的战役的时候;XXX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决定可以导致后来如此波澜壮阔的剧变;后世的历史学家为此产生了两种争论,这个事件在后来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 对这种完完全全的田中英树的画外音笔法,我很愤怒。 学校里辩论大赛的一个题目是团队精神。那个时候我还不太理解团队精神,虽然我帮着正方作辩论辅导。那时我心里觉得最有适合作正方的是女生:白天上大号都要寻找到一个伴。不过大学里的同学似乎相反了,班上的男生变得有团队精神了,去食堂打饭都要约到一起,走,吃饭去,等一下,我拿开水瓶,后来发展到了男生要约一起去上大号。。。。这次,我彻底的郁闷了。 所有在义务教育阶段和3年非义务教育阶段被压制的人的个性似乎都出来了,大家拼命的要在大学里做完在过去的学校里没有做成的事情。我的羽毛球拍被同学们借去打了个稀烂还回来了,可能足以证明他们以前的运动量很不足;最重要的不是大家一夜之间爱好起了各种艺术和体育运动,而是大家开始给相好的女生打电话,写信。我在去学校报到之前被老校友,一个叔叔信誓旦旦的警告说学校里组织学生会干部捉谈恋爱的。我想大学里面还不能叫做早恋,估计就是被扣帽子叫做不正之风,或者作风问题吧,而估计其他学校的罪名是污染环境,据说那些学校里遍地是避孕套,甚至杜塞了下水管道遭到楼长大妈的咒骂,以至于我在公共水房里面洗袜子的时候,开始推想到痴男怨女们可能是在水房洗用过的避孕套的时候不慎落入管道的,而且他们的套子一定很经用,所以洗了洗继续用,才有可能有机会不慎遗失避孕套来杜塞下水道。 所谓的休闲活动,除了大家自发的之外,还有了官方组织的学生组织,有一个好名字,那个时候最牛X的CPU:奔腾。 该组织某年月日组织了一个非常环卫局的活动:你扔我捡----我们奔赴学校的各个丛林,捡垃圾,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们对西部校区的治安状况有了非常明晰的了解---- 没有见到一个传说中的避孕套。这一结果,让西部校区的有识之士(当然是我了)非常愤怒,尤其是后来听说东校区的树林里还可以见到没用过的之后。 3/6/2007 那个愤怒的年轻人1我鄙视已久的一张报纸{经济观察报}的主笔许知远发表过一个大学生活的怀念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最近吴晓波给他捧臭脚,称之为中国大学生的忧伤读本。对不起,句式很华丽,内容很虚伪。大学没有那
么忧伤,我的床铺没有你那么凌乱,还有照片为证,军训的时候大家以我的床铺为背景拍照往家里寄。
酒吧也不低廉,澡堂哪里都一样喧嚣,我的窗户上一点裂痕都没有,而且每个月擦一次,伟大的红旗下的
社会主义大学怎么能够和你们那些泥腿子大学相比。袜子不会等到半年不洗,如果没洗它一定在垃圾堆
里,不完全统计,本人大学只丢了一双袜子,因为那一双球袜实在无法再穿了。。。
我的大学跟忧伤没有关系 因为主要的大学阶段我是一个愤青。我心中没有任何沉重和需要担负的责任
别人腐朽堕落文明高尚都和我没有关系。我需要的是愤怒,和累积愤怒。这样我才能成为一个好愤青。 文艺片我也看,但是我不会把涂料倒在身上来表现自己对艺术的狂热,图书馆里上完自习就邀女生去图
书馆二楼看半场外语片的尾巴(因为中途进场只要半价)。大家都觉得刚来大学应该好好参加课外活动, 我不鸟他们照样每晚自习图书馆。班里面排话剧,可惜我没有先锋实验话剧的脑袋,想不出比皇帝的新 装更裸的剧目,于是我自告奋勇的缺席去图书馆找女生看片。 英语角我去过,主要是过去鄙视来到大学就一心说我要学好口语要练听力便以英语角为最高志望的人在
图书馆前。马克思会5门外语,我认为主要是用来扩大泡妞范围,这样可以泡至少5个国家的妞,不过如果 他会的一门是拉丁文的话,可能就多泡一些医生或者神职人员。我一溜烟的骑进拥挤的人群,寻找美丽的
女生,可是都很丑,有一个男生爬过来搭讪Hi, what's ur name? what's ur major, how do you do?
我愤怒的用愉悦的声音回答:Myname is Liping, I am fine, thank u, and u? 于是他很杨子荣的答:
I am fine too.看着满眼的认真的互相问好的新生们,我心灰意冷的结束了我的英语角的冒险。。
再说。 3/1/2007 千億の星 千億の光「それはいつの時代、どこの世界でも、数限りなく繰り返されてきた動作であったかもしれない。人は、 きみ いっしょう うちゅう いっしゅん つぶ 君の一生は 宇宙の一瞬の粒 かがやき すべて ほしとどく けれどその輝きは 全ての星に届く じだい かけはし せいいっばい いのち 時代の掛け橋 精一杯の命 にじ いろ こ え て なげ 虹の 色を 超えて光り投げよ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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