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罗马之路----Reinhard's Blog: 罗马公民

勇气

Sat, 01 Sep 2007 02:44:38 GMT

新的一天的开始就是在电车上阿。。。
大家都昏昏的大睡
我开始钦佩那次叫醒我的那个小伙子
对于昏昏欲睡的陌生人，我倒是没有胆量去叫醒他，到站了。。。
可是，为什么不做呢。。。
不知道。。。
我有把多找给我的五千块还回去的勇气，好吧，大家要扔鸡蛋了，不是勇气，因为为了五千块而自我谴责良心不安比较的不划算，而且会失去道德优越感。
似乎不会因为没有多帮到别人一点而感到愧疚。
人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Fwd: 谣言与革命-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

Sat, 31 Mar 2007 02:24:41 GMT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06期
作者黄岭峻

　一、文献综述

　　传播（包括传播手段与传播内容）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正因为此，在传播学确立之初，从传播角度考察人类政治生活即是传播学的应有之义。对传播学有奠基之功的加拿大学者因尼斯（Harold Innis）在《帝国与传播》一书中即明确指出：“在一个广泛区域的组织里，传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一个广泛区域的有效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传播”。1不过，在因尼斯的一系列著作里，政治传播学更多地是作为一些原则而被提出的，简言之，因尼斯所反复强调的是传播手段与政治发展的同步关系，按照其原话，就是：“历史是一系列被不连贯所分开的时期，每一时期都被占主导地位的媒体形式所分解，这些媒体形式吸收、记录和传递信息使之成为与制度化的权力结构一致的知识体系。”2但作为传播手段的媒体形式是如何在细节上影响政治发展的？对于这个问题，因尼斯并未提供更进一步的微观研究成果。

　　在因尼斯之后，虽然政治传播学研究逐渐细化，但学界更多地还是关注大众传播媒体（譬如广播与电视）与政治发展（尤其是选举）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政治传播学的另一重要领域——谣言对政治的影响，则是甚少涉及。而从政治实况看，一个政府不管其如何高效，都不可能完全控制该社会的所有传播渠道。——这便为谣言的产生与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作为一种重要社会现象的谣言不可能完全淡出西方学者的视线之外，譬如，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即是一本主要从谣言角度研究清代政治危机的扛鼎之作。然而，从总体上看，从政治传播学角度研究谣言的成果是非常稀罕且颇多错误的。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曾著有《谣言》一书，但其关于谣言的定义即是很难令大多数读者苟同的。按照其定义，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3但这个定义显然不能解释在政治史中许多谣言恰好是经过官方“证实”的。

　　总之，谣言作为政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目前研究成果的质与量都不能令人满意。有鉴于此，笔者拟以1911年10月的武昌首义为个案，对于谣言与政治变革的关系作一初步疏理，并希冀借此唤起学界研究谣言与政治的兴趣。

　　之所以选择武昌首义作为解剖对象，主要是基于如下两层考虑：

　　第一，笔者在本文中所界定的谣言是指：有意或无意之间在一个社会上广为散布的不直实信息。而从武昌首义看，其爆发、扩展乃至成功，都可发现“谣言”的幽灵。

　　第二，武昌首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一个领域，关于它的档案资料与回忆录皆已公开，研究较易着手；而从谣言角度研究此问题的论著，目前尚付诸阙如4。

　　二、谣言与起义爆发

　　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当然，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已经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比较集中的有两种：（1）预言清朝灭亡。譬如，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5而在武汉地区也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6（2）渲染上层矛盾。譬如， 1910年汪精卫等人在北京以炸弹暗杀摄政王事泄，而在破案之前北京城内流传的说法则是清廷的内部斗争，“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有谓（炸弹）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国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7这些谣言从根本上侵蚀着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些谣言的刺激下，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不过，最后促成湖北新军哗变的则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悠关的谣言。

　　1911年 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起义计划暴露。不过，从后来的处置看，以湖广总督瑞*（徵，偏旁改为氵）为首的地方政府可能并不想扩大事态，有两条线索可为佐证：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后，尽管进行了简短的严刑逼供，但当夜即将他们予以处决；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按常理应该继续套取被捕革命党人的口供。其二，在事发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瑞*（徵，偏旁改为氵）即向中央政府报告案件经过，并为有关人员邀功请赏，大有巨浪过后复归太平的意思。8但一则谣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

　　这则谣言便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从现在掌握的诸种材料皆可以证明，在宝善里事件之后，瑞*（徵，偏旁改为氵）采纳了多数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9但令人饶有兴味的是，这种柔性处理结果无法告知广大士兵，从而使上述谣言的流传有了可能。

　　回过头来考察这则谣言的传播，不难发现谣言所特有的简化原理在这则谣言的流传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所谓简化原理，是指在谣言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对谣言进行分类从而避免问题的复杂性。1947年，两位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先向一个被试者演示一个幻灯片，内容是一辆老式的无轨电车，电车上画有一幅风景画；然后，让该被试者向一个没有看过幻灯片的被试者尽可能逼真地描述风景画，然后再让后面这个被试者向另一个人描述，这样一直传下去。……结果，最后那个人把一个原来很逼真的描述变成了：‘这幅画上有一辆有轨电车，它身边有两个男人正在争论。其中一个是黑人。就这些。’”10事实上，在宝善里事件之后，“清朝政府正在大量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也经历了一个被简化的过程。

　　首先，这则谣言源于革命党人的一种猜测。当1911年10月9日上午，宝善里据点发生爆炸之后，共进会首领孙武等人纵火灭迹未果，在逃脱之后，孙武猜想“名册等定被俄租界巡捕房搜去，转瞬即交给清吏，将来必定按名册捉拿”。11这时的核心是“清政府可能按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

　　其次，当天，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并于当晚遇害。这时，谣言已演变为“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而在1911年 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尽管这是彭、刘、杨被处决后仅有的一次逮捕行为，但更加证实了谣言的真实性。

　　最后，甚至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12由于在1910—— 1911年间，湖北新军中曾刮起一股“剪辫潮”，剪辫的汉族士兵尤多，所以将“捕杀剪辫士兵”的谣言简化为“捕杀汉族士兵”，其实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按缴获的花名册捕人”，到“捉拿没有留长辫的士兵”，再到“另编名册，惩罚所有汉族士兵”，不能看出，谣言所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了。根据专家较为乐观的估计，“到1911年7月，在总数约1万7千名的湖北新军中，……总计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将近2000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 4000人”。13也就是说，在湖北新军中，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革命外，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处于游离观望状态。而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这则涉及到众多汉族士兵身家性命的谣言。

　　美国学者彼德·布劳曾经对权力下过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他认为，所谓“权力”，就是“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群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威慑的形式是：撤消有规律地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14事实上，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政府的权力也是建立在这种威慑的基础之上，然而，上述谣言的传播则使这种威慑失去了效力，——因为威慑的前提是“服从要比不服从更好”，而“清政府正在捉拿汉族士兵”的谣言则意味着“不管你是否服从，只要你剪了辫子，甚至只要你是汉族士兵，你都可能受到惩罚”，这便使服从清政府的权力失去了任何意义。

　　总之，一个政权不管如何残暴，只要它想延续其权力，它都必须明告或暗示被统治者：服从的代价比反抗的代价要小。否则，便可能将被统治者逼入类似陈胜、吴广在秦朝末年所面临的“大泽乡困境”——服从必然走向死亡，反抗或有一线生机。具体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而言，尽管湖北地方政府并无将新军士兵逼反之意，但瑞*（徵，偏旁改为氵）等人又无法将不予深究的真实意图告知全体新军士兵（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害怕朝廷的责难，另一方面是因为低估了谣言的作用），所以最后在湖北新军士兵的心理中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大泽乡困境”，从而导致军队的大规模哗变。
　三、谣言与起义扩大

　　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起义之后，11日上午3日即切断了电报、电话线路，15革命党与清政府都是在揣测中做出各种决策，这便给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出于求生的本能，革命党人在起义发动之后，必定要夸大革命力量，以打消中间分子对政府的恐惧心理，从而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于是，关于革命党声势如何浩大的各种谣言便纷纷出台。这类谣言又分两种。第一种是为了说服动摇者的随机性谣言。譬如，当黎元洪询问革命党人“所恃为援者何处”时，革命党人遂编造出 “京山刘英已集十万众，三日可到汉”的谣言16。第二种是为了威慑清政府的计划性谣言。譬如，当汤化龙等人获得清政府的密电码后，即以瑞*（徵，偏旁改为氵）的名义向外发电，“力述革命党势焰甚盛”；此外，汤等人还在武昌四处演说，以“某省已陷，某军同党”等说法“借维众心”。17

　　应该承认，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是相当成功的。经过革命党人有意无意的制造，当时坊间甚至流行着一则富有戏剧性的谣言，据当时的报纸记载：

　　“督署火起后，瑞*（徵，偏旁改为氵）出走，革军都统黎元洪曾遇之，瑞欲自匿，黎忽举枪问曰：公欲成名乎？（谓殉城而死）欲全命乎？瑞闻而泣下，俯首乞免，黎竟笑而纵之曰：公且去，毋溷吾辈事，瑞乃狼狈遁去。”18

　　尽管这则消息属于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但它却暗含着的两个信息则是革命党人十分需要的。首先，像黎元洪这样的高级军官都加入了革命阵营；其次，以瑞*（徵，偏旁改为氵）为代表的清朝地方官员极其无能。这两层含义无疑都可以壮大革命党人的声势。

　　相对于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清政府在对舆论的掌握与控制方面明显处于下风。这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清政府始终无法了解革命党人的实情。

　　自1911年10月10日起义正式爆发之后，武昌与处界基本断绝了消息，直到一个星期后，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里循还在向总部抱怨：“因为与汉口的电报业务中断，很难得到确切的消息。”19不过，外国记者还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武昌起义的一些实情。比较起来，清政府在信息的获取方面更为缺乏。当起义爆发时，清内阁即电问新任命的湖广总督袁世凯：“驻鄂陆军营队众多，未必全与匪通，何至无一用命者？”20显然，在信息来源上，除了地方官员的报告，清朝中央政府并无其他管道。而一旦地方官员有意或无意隐瞒实情，中央政府便只能在想当然中决策。最为荒唐的一个例子是，当时闽浙总督松寿听到一则谣言 ——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制造军舰，并已驶抵澳门，于是松寿要求海军部派军舰到福州、厦门一带“以备不虞”，而当海军部向内阁请示办法时，皇帝的朱批只是“知道了”。21对于消息的真伪竟然不能置一词。

　　其二，清政府始终不能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

　　在当时清政府往还的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词语。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北京城内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22为了收拾人心，清政府又是下罪己诏，又是派宣慰使，最后甚至答应改组皇族内阁，立即实行立宪，但仍没有将社会舆论引向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这中间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当时介于政府与大众之间的绅士们的支持。根据政治传播学的一般原理，在广播与电视这类大众传播工具出现之前，信息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流动都要经过“舆论领袖”（opinion leaders）的中介作用,在近代西方，这些人一般是指“教师、官员、社区领袖、杰出商人、职业领袖等”。23而在清朝末季的中国，这些舆论领袖的功能便由那些绅士们承担。但在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双重政策的打压下，当时的绅士头面人物已大多对清政府由失望变成绝望了。

　　揆诸史实，在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清政府的决策并非完全药不对症。譬如，在1911年10月19日的上谕中，清政府反复向下属强调：“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24其目的还是不要将革命党人逼入上述“造反成本低于服从成本”的“大泽乡困境”。不过，由于清政府自身已失去公信力，他唯一的选择便是依靠绅士领袖出面劝说，从而让民众了解并认可自己的怀柔政策。但饶有兴味的是，清政府任命的那些作为宣慰使的绅士领袖，如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湖南的谭延闿却先后加入了革命党的阵营。据说，当湖南的新军士兵听到谭延闿亦发表反清革命的演说后，纷纷欢呼：“谭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25

　　四、余论

　　根据因尼斯的观点，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应与传播体系相适应。在清朝末年，随着电报与报纸在中国的广泛引入，从理论上讲，清政府具有了更好的控制舆论与巩固权力的传播手段。但由于内外两层因素的影响，这种理论上的优势没有并化为现实中的胜势。从外部因素看，由于外国媒体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往往能轻易冲破清政府的新闻封锁。26而从内部因素看，由于绅士阶层同情甚至支持革命，在缺乏大众传媒的情况下，舆论领袖又不肯合作，清政府便不可能将其收拾人心的举措传诸民间。于是，在各种谣言的侵蚀下，其崩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然，从武昌首义的历史看，制造与传播谣言并不是革命党人的专利，清政府官员也在多种场合利用谣言来应变。譬如，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初，湖广总督瑞* （徵，偏旁改为氵）即“派人分途散播谣言，谓清廷已派大兵南下，革命党不日即可消灭”27。而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为防止部下哗变，也捏造了 “武汉于某日为官军克复，宜昌于某日亦为萨军（萨镇冰率领的清朝海军——引者）收回”的谣言。28但从总体上看，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术更为成功。这中间的原因自然不仅仅是革命党人制造的谣言更有技巧，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国人普遍同情并支持革命，渴望革命党人取胜的心情自然更易于让他们接受对革命党人更为有利的各种谣言，换言之，到革命范围扩大之后，他们想知道的已经成为他们希望出现的。据亲历革命的黄炎培先生事后回忆：

　　“（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发生了大影响。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29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革命党人制造的一些非常离谱的谣言，也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譬如，当清军攻下汉口与汉阳后，武昌城内一片混乱，不得已，革命党人通过《大汉报》在半日之内连出6份号外，伪称“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毫无根据的消息，结果“人心稍安，士气复振”，以致武昌童谣皆唱：“大汉报真个巧，见了他胆大了。”30

　　当政府的公信力丧失殆尽的时候，有利于革命党人的谣言已经不需要刻意传播，便能不胫而走了。

【注释】
　　1 H. A.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7.
　　2 Paul Heyer, Communications and History: Theories of Media, Knowledge, and Civilization,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8, p.115.
　　3 [法]卡普费雷：《谣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4 通过对中国期刊网的检索，1994年以来中国学术界以谣言为题的个案研究只有两篇，其一为龚敏的《试论法国大革命时的谣言》（载《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其二为顾吉辰的《论后周末年的一场政治谣言——兼论赵匡胤上台》（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敏的论文完全抄袭了高毅所著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景梅九：《罪案》，《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
　　6 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7 黄斗寅：《庚戌年谋炸载沣别纪》，丘权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8 详见《瑞*（徵，偏旁改为氵）报告破获汉口俄租界革党组织电（1911年10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68页。
　　9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7页。
　　10 （美）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11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6页。
　　12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8页。
　　13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14 （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15 （英）计约翰：《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载《近代史资料》总7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16 熊秉坤：《武昌起义谈》，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页。
　　17 转引自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52页。
　　18 袁庙祝*（鱼+它）：《辛亥革命徵信录》，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2页。
　　19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62页。
　　20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内阁总协理大臣寄湖广总督袁世凯上谕》，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5页。
　　21 《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海军部大臣载洵等奏折》，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300页。
　　22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御史史履晋奏折》，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7页。
　　23 Michael Roskin, Robert Cord, James Medeios, Walter Jones,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97, p.167.
　　24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上谕》，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页。
　　25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3页。
　　26 据给事中蔡金台的奏折：“此次乱起，邮部禁阻交通，民部禁止报载，皆为军事正当办法。第禁令不及于洋报，转使匪党得藉以施其煽惑。而民间反因警厅之禁，滋疑而信谣。”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1页。）
　　2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版，第43页。
　　28 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2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辛亥革命》，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4页。
　　30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页。

我对中国的政治一无所知

Fri, 02 Feb 2007 09:13:26 GMT

Westwing的tv box登上了time 2月7日的屁股。编辑说, it told us that politics could be noble.
政治里面太多需要人投入的地方，我的国家有太多其实可以轻易改进的地方。或许没有chief staff
们那么危机重重的事情要去处理，在现实的细小处，确是由我们无奈的生活。

NHK BS2的纪录片，在法律和现实之间，讲述了北京一位人大代表，吴青教授的生活。

吴青对所有的来访者的陈述，都喜欢问一个问题，你有证据吗？如果没有证据就告诉她去准备证据。
不禁想到，人民代表，到底是在做法律援助，还是做政府监管？问一个又没有证据的问题，为什么
不能由这位议员的助理来解决？这个问题不需要到了议员那里，才能解决，人民代表的职责也不是
做法律援助。每年开一次会，提一年的议案么？其实，我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完全的不清楚，人民代
表到底在做什么？

打折和返券

Sun, 21 Jan 2007 14:36:56 GMT

北京闹闹腾腾的炒商务局叫停返券的事情。估计主要的原因是出现了投机商品券的黄牛。因为市场出现了需求，或者说要把不想花的商品券不白白浪费也不愿意去买不需要的，通过黄牛可以将商品券兑换现金。而在其他客户购买商品的时候，将商品券以一定折扣价格卖给消费者用于消费。这个和买卖温室气体排放指标是一样的:排污指标可以卖，商品券为什么不可以卖。政府似乎一见到『黄牛』的投机活动就烦躁，对于从事投机生意的人具有天然的过敏心理。

商务局给出叫停返券的理由非常有趣：

『这种方式带来了很多问题，使顾客长时间在商场滞留造成了一些安全隐患，同时一些人利用返券的利差造成了投机行为，同时有一些大型商场搞一些大型的促销活动也给周边的交通带来了一些问题。』

根据如此逻辑：这个春节和两个黄金周让全国人民都在各类交通工具上滞留，造成了安全隐患，同时铁路车票，有一些人造成了投机行为，同时交通构成问题也是很显然的，因此，应该停止销售火车票，禁止过春节，五一，还有国庆节。

作返券，是较之打折，商家为了扩大销售，所炮制的促销手段，同时，利用返券这一个中间过程，降低了给予消费者的让利:

消费者的打折券并没有买必须要买的东西，造成了虚假的销售量。当然，这一点对于商家来说，商品是否是消费者所必要的，这个没有关系: 让利程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不考虑作为商家降低让利的证据。问题在于如何使用商品券上:

1. 商品券在发行之后到兑现之间的中间过程是有损失的:

a. 商品券自然消亡: 丢了，

b. 消费者没有兑现;

c. 商品券超过时间限制;

也就是说商品券是不一定会都兑现的。这些本应兑现的

2. 兑现商品券产生的损失:

a. 购买额度不足商品券面额的时候: 没有找零--- 造成了未兑现的商品券额度

b. 购买额度超过商品券面额的时候：诞生了新的不能兑换商品券的消费，或者诞生了新的商品券:

对于新的商品券，它又会从1 开始经历这些奉献，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仅当商品券等于消费额度的时候，才会停止这个循环。而不等于的时候，它会停止在step 1.

而打折的方式和返券不一样在于，让利同时出现于每一次消费，消费者是可以中止连续消费的同时，不造成商家让利的损失；这些让利的和消费行为的共生性，也导致让利是不会损失的。产生的同时就兑现了。

从消费者福利来看，返券促销的方式至少有如下问题：[对于第三方，出柜的商铺的影响不写了]

1. 让消费者不能清楚的判断不同商场的让利程度，也同时无法比较可兑现的商品券造成差别化，从而不能够产生消费地点的倾向性;

(假设 A商场和 B商场同样有某客户alpha 想买的商品 G1，假设alpha 用户的消费意愿仅仅为商品G1，

令商场A 和商场B 的返券政策一致，且商品G1的价格一致：由于消费G1产生的返券g1, 需要兑现，这个

时候就要比较A，和B中哪个剩余商品中是具有客户alpha 潜在的购买意愿的商品更多：

这个时候，一般等价物就要出现了。。。再写下去太复杂，不写了，总体上是让消费者无法直接比较商家，进行选择; 降低了各个商场的让利冲突)

2. 让消费者被迫进行消费意愿以外的消费，

从1中的消费行为就可以看出来，为了不损失不可兑换现金的商品券，消费者需要购买他们没有强烈购买意愿的商品。

虽然商务局叫停『返券促销』，我是欢迎的，但是，理由非常奇怪。理由应该是增进消费者福利上，而不是为了打击黄牛或者其他更荒唐的原因。

引用几段各界人士的言论，并予以评点，供大家一笑：

『向献红北京庄胜崇光商场总经理』返券和直接打折在本质上都是商家联合品牌让利消费者的一种促销方式，没有根本差异，每个商场都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的方式。事实上，有的商场实行打折是销售少，但利润好，而返券促销是销售多，利润少，实际上是更大程度地让利，返券到底好不好，为什么这么多商场都要做？老百姓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买，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返券促销并没有违法，只要还有老百姓喜欢，就有存在的必要。

评论：返券到底好不好，为什么这么多商场都要做？------假帐好不好？为什么商场都喜欢做？

老百姓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买------这么说北京老百姓很喜欢手机双向收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用。

只要还有老百姓喜欢，就有存在的必要。 ---------我喜欢大白菜，我是老百姓，请北京SOGO立即开始考虑贩卖大白菜。

邱宝昌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现在一些商场推出的“买300元送300元礼券”“买300送200”“买300送100”等活动其实是商场印制了代币券在市场上流通。有人把商场内部的返券不理解成代币票券在市场上的流通。其实市场有大市场有小市场，商场是一个交易的场所，理所当然地应算是市场。彻底规范商家的返券消费行为需要有关部门加强查处的力度，一方面规范商品的定价，给消费者一个透明公平的价格，另一方面也要规范商家的销售行为。

评论：各单位注意：停止使用一切饭票，彩票，水票。

电影院注意：停止贩卖电影票...

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停止发售一切车票，船票

各证券交易所注意：停止一切股票交易。各上市公司注意：你们公然印制，发售代币票券，根据邱宝昌先生的解释，你们已经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法。

卢彦北京市商务局局长促销返券到了该叫停的时候了。商务局出台促销管理规范细则后，如果仍不能够遏止返券促销，将考虑是否把规范改为规定，要求零售企业必须执行。消费者应理性消费，确实需要的商品买，不需要的便宜也不要买。对广大商业企业来说，你采用小花招把消费者蒙了，短期看你是得利了，但是从长远发展来讲，消费者不会一直选择这样的企业，消费者最后会用他的钞票来投票决定你这个企业是发展还是倒闭

评论：『不需要的便宜也不要买』如果它真的是便宜，估计大家都会买了来倒卖，如果可以的话。问题在于，不需要的商品的购买对于返券来说，实际上就是说的返券的兑现过程。卢局长让大家不要兑现，是不是跟商家有一腿，让大家的商品券都作废。

【谜语联播】

1.乌龟的屁股谜底：规定；

2.乌龟倒立谜底：上面有规定；

3.乌龟翻筋斗谜底：一个又一个规定；

4.大乌龟背上背个小乌龟谜底：上面又有新规定！

5.三只乌龟，中间那只忽然便便了。谜底：哎呀，中央的规定又变了！

恩格尔系数和购买力平价PPP

Tue, 02 Jan 2007 11:21:07 GMT

经常遇到有人问我日元对人民币比值，其实有时候是想问我精确比价，我就丢给他一句，自己上中国银行去查去。

我毕竟不是一个随时都在更新的信息提供机，要问我，我也得去BOC上查。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关于比较。

我想说的是购买力平价 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

一个测量购买力平价的简单而幽默的例子就是Big Mac Index(巨无霸汉堡包指数)。这个指标由于『经济学人』杂志的使用而闻名于世。

《经济学人》杂志将麦当劳在各国的分店中卖的巨无霸汉堡的价格进行了比较。如果一个巨无霸在美国价格是4美元，而在英国是3英镑，那么美元与英镑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就是3英镑=4美元。假如在这个例子中美元和英镑的汇率是1比1，那么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以后的真实汇率将会向购买力平价汇率靠拢。 (引用了维基百科购买力平价词条)

未完待续。(没力气写了，明天再续)

深夜一博胡聊

Mon, 01 Jan 2007 16:06:21 GMT

新年第一篇博客。经济。

北京的公交票价调整。车辆征税，政府车辆也不能避免。个人认为，征收燃油税似乎好一些。以后再考虑写。

公交票价的调整提高了公共交通工具的价格上的相对优势，意图是缓解私家车的交通拥堵，单纯的吸引似乎力度并不够，愿意开车只是因为公共交通没有那么方便而不是因为公共交通和私车之间的价格差。和私家车竞争的其实是TAXI ，而不是BUS、METRO, BUS和METRO在可用性上的巨大差距还不至于让便宜的BUS和私车可以被放弃。

想起来似乎是中非论坛的时候说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每天运载人次可与某非洲国家人口相比。出处不明，数字不明，仅供一笑。

但是，无论如何，下调都是一件好事。北京有钱的人很多，没有钱的人，也很多。可是提高公共交通的供给，改善可用性『时间保证，速度保证』，这样才可以构成对私车的竞争性，缓解交通拥堵的状况。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宽阔的长安街就修成北京的中央线电车线:要那么宽阔的大马路停车作什么，干嘛一定要阅兵摆排场。要阅兵直接去部队训练场嘛，还可以放几炮。免得调部队进京搞的稀里糊涂的。

看到有人哭诉『和天安门』相隔30公里，感觉还是在河北。问题还是在交通上，地铁到了八通，可是就是过不到那里。『当地官员说，自行筹集建设资金，对于河北省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为什么要自行？如果是有利可图，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国家的公路可以贷款修建，地铁为什么不可以贷款然后收费还贷。燕郊的房地产要升值，要吸引更多的人口，交通解决了不好么？中国的实在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觉悟就是，要想富，先修路。成为卧城又怎么样，总不能把国贸，金融街搬到那里去吧。既然有北京户口也不能说就一定可以在北京买房，那么还那么在意一个北京的身份作什么呢？

我这里要人身攻击一下记者。我国的记者们总是那种乡下的苦孩子出身进城读书读读者南方周末然后写稿发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房价高涨导致新移民被迫出走北京』

标题非常有目的性。北京职工平均工资24xx RMB(2004年的数据)，2004年平均房价4700 RMB/m2(数字不准确), 经济适用房2600-2700RMB/m2, 30万贷款30年还清，目前月还款也不足2K，对于一个平均性的双职工家庭来说买一个70M2绰绰有余。问题其实不在于房价，而是在于他的选择。而且，人本身时刻都面临着选择。问题不是房价上涨，房价它本身就在上涨。北京户口，北京市的房子都不是生活必需品。简单的来说，价格升高也不会改变需求量的，是必需品。北京的房子买不了，买燕郊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选择，不是被迫。有没有说新闻说TAXI价高，老百姓被迫坐BUS？记者们在充满社会责任的时候，可不可以多一些理性，少一些煽情？

『因为他从没将自己完全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他说，尽管小区内也有很多燕郊本地人或者其他外地人，但常在一起聊天的还是北京人。身份带来的认同感，加剧了北京人和当地之间的隔膜。』这更是有趣的一个事情。他自己本来就不是北京人而蓄意加强自己的北京人认同，当然我并不反对，只是记者来强化这种奇怪的心理，渲染孤独的气氛，很奇怪。这种事情在哪里没有呢。人更多的被阶层所划分，而不是国家。我又想起这个测验的题目。文中的『他』也是不会和老北京们谈的来的，或许在老北京眼里，『他』根本就不是北京人吧，呵呵。

生活没有那么悲情，也不要自己悲情被愚蠢的记者所加重。

Call of Duty II

Sun, 31 Dec 2006 05:26:07 GMT

这几天在玩一个战争动作游戏。 CALL OF DUTY II，使命召唤。

游戏设定的和以往的动作游戏不一样，你只要不被持续伤害，就可以自动回复；即使HP没有了，也只是从上个自动存档点重新开始。

所以进展很顺利。可是我居然很快的厌倦了并把它从硬盘上删除掉。

战争从1942年莫斯科开始，列宁格勒，北非，D-DAY，... 我控制的人物死去了无数次，硝烟战火里面穿过，敌人潮水一般的涌过来，丝毫的一点不注意，就被背后的敌人命中，有时候被迫冲锋在前，一个人和4－5名德军搏斗(当然是我死了)，一般是被枪托砸倒。同伴一个接一个的倒下，虽然敌人的狙击手的任务只有一个，我还是很害怕。CALL OF DUTY的临场性很强，仿佛你就置身在那个枪林弹雨的阵地战中，这里没有RAMBO, 都是普通士兵，躲，跑，打，只有这三种行为。

可是我竟然对战争厌恶了。每一次REGROUP，同伴总是剩下2－3个，敌人的火力点就只能靠着运气不会被扫射到而抛出炸弹。虽然完成任务的难度不高，死去的次数却无法记得。

在死去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 PLATO的一句话: Only the dead see the end of war.

这句话第一次看到是出现在Black.Hawk.Down『黑鹰坠落』的片头。2001年?

我是今天突然明晰的意识到我的反战情绪，去年我还在津津有味的看Jane's Defense Weekly.

近年看到的US战争片中，几乎都看不到为国牺牲的那种豪情，甚至于日本人拍摄的『男たちのヤマト』，大陆媒体通俗的把它理解为一个军国主义的电影，是不是太浅薄了。电影里面的男人们登上必死的大和号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有着一种将这个时代了结的悲情呢？在明治天皇的『陸海軍軍人に賜はりたる勅諭』中第一条：『軍人は忠節を盡すを本分とすへし』。

他们内部也是因为有没有必要继续打下去军官们打起来了。

一直打到舰长发布ABANDON SHIP的命令，他们才撤离大和号。如果是彻底的军国主义片，那么我们的船员都应该英勇的与大和号共存亡之类，进行邓世昌式的沉船殉国。

看到某国家新闻社驻东京的记者报道说开始有网页作大和号，大家热情讨论大和号之类的巷议，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忧心忡忡的宣传和渲染。大和号和武藏号是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日本人一直以来的『世界一』情结，哪里是从这部电影才开始呢？浪费纳税人钱的国家新闻社记者，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了解日本是怎样呢？

安倍总理大臣修改教育案，开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时候，我国的媒体就有些哑巴吃黄连。。。

『攘外必先安内』，自己的事情都没做好，哪里有什么资格去讲别人的短长? 为国牺牲，爱国主义，迟早会被抛弃的吧！

POLITICAL COMPASS

Sat, 30 Dec 2006 18:01:55 GMT

一个关于政治倾向的测验。没有哪一个问题是需要有正确答案的。只需要写出自己的倾向。

http://www.politicalcompass.org

里面有很多在过去的政治实践中遇到过的，思考过的问题。但是在自己有遇到更深入的问题的时候，的确又会思考一下，审慎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S1> No one chooses his or her country of birth, so it's foolish to be proud of it.

看到这个命题觉得很想笑，自己曾经因为说了这样一句话遭到家里一致的打击。

S2>Military action that defies international law is sometimes justified.

这个支持感觉是一个功用主义的判断题，当然是支持

JUSTICE 虽然不容易评价，但是是否有效，是否增进了幸福程度倒是可以评估的.

S3>People are ultimately divided more by class than by nationality.

S3 和S1有关联。

我的感觉是，虽然是同一个国籍，彼此阶层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同一个外国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S4>Controlling infl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ntrolling unemployment.

这是一个经济上的倾向。

我知道选择的不同意味着我的LEFT WING还是RIGHT WING, 最后我得到的经济上的评价是 0，既不是LEFT WING也不是RIGHT WING.

S5>All authority should be questioned.

S6>Good parents sometimes have to spank their children.

S7>Marijuana should be legalised. 今天晚上还说道这个题目。

S8>The prime function of schooling should be to equip the future generation to find jobs.

毫无疑问，我是支持这个说法的。

越来越多的人读了大学，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工作难找，而其中很多人他们并没有谋生的技能。

一个社会在不断发展，社会不会因为大学生少而缺乏衰退，而会因为没有合适的劳动力而衰退，过去那么多年的古代世界，并没有那么多大学士，社会也一样在向前进。当然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倾向，完全可以支持必须优先有人力，而后有工作，倾向，和看问题的方式。并不是说我就是对的。

S9>People with serious inheritable disabilities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reproduce.

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我仔细的思考了我的立场。

其实对于遗传性疾病患者本身，或者说对于残疾人这个大的概念，大家可能早已确定了，要保障他们的权益，

但是对于更加强的命题，带有遗传疾病的人，是否应该控制他的生育。

从尊重人类权利来说，他是FULL EQUIPPED WITH ALL HUMAN RIGHTS 但是，他的病会危害到下一代。那么是否就有行政干预的必要呢。我选择 DISAGREE的原因是:

1. 生育权也是不能为其他人剥夺的

2. 同时，不生育，也是个人的OPTION. 政府需要作的是，提供信息，告诉他下一代还要经历同样的痛苦，那么作为任何一个具有同情心的人，为人父母者，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来承受自己承受过的痛苦。至于一定要生，那也是他的权利。这一点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这个问题在『银河英雄传说』里面早已讨论过了，关于『恶劣遗传因子排除法』。

S10>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can never be fully integrated within their new country.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在想我自己，而是在想两个德国。

关于集权制度下的人们在集权制度失去之后，仍然倾向于国家干预的事情。中国很多领域失去了国家干预，老百姓会感觉真空状态，而出来呼唤国家干预，甚至于对于所有行业，都倾向于国家控制，控制市场，控制经济，(房价就是一个)。其实政府有时候是对市场是无法作用的，除了破坏市场。『良心』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S11> No broadcasting institution, however independent its content, should receive public funding.

这个问题简直就是一个NHK的问题.

S12>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an option for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死刑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为了不让人屈死，总比少杀了人强。

S13>What goes on in a private bedroom between consenting adults is no business of the state.

OK, 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有很多州立法了ANTI-SODOMY LAW。

这是政治学的第一课的案例。

S14>A same sex couple in a stable, loving relationship, should not be excluded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child adoption.

我理解同性恋。但是自己的选择不应该影响别人。ADOPTION 影响到了儿童不能在异性夫妻家庭环境下成长，影响到了他未来的选择。

这个题目真的有点CHANLLENGE.

做了两边，

ENCONIC LEFT/RIGHT 一次是 0.25 一次是0

Social Libertarian/Authoritarian: 一次是 -2.87，一次是 -4.2

都是倾向社会自由主义者这边。经济上有一点右倾，呵呵还是市场自由。。。。

伤逝

Fri, 22 Dec 2006 14:55:47 GMT

开庭，结案，枪毙。

那个人最后的结果其实不重要，杀人偿命，NO, 命偿不来的，偿命只是让悲痛的人更多一些而已。让另外一个母亲再失去自己的孩子而已。

绞死情绪化的大脑

Fri, 22 Dec 2006 04:28:53 GMT

继续看郭凯的经济学笔记。

看到他殴打两位师弟的宿迁医疗改革的报告：其中挑出来一些情绪化的业余证据。

证据一：在走访一家医院的时候，我们询问一位农村老年患者，老人朴实的回答让我们深受震撼：“在医院钱就像纸一样！”

证据二：许多院长认为“医院太多了”。

用这样的证据来支持看病贵，和医院重复建设的问题。觉得不客气的话说，叫做伪证。这是公关稿，宣传用稿的写法，而不是在写调查报告。

找到『如彗星划过夜空』里面的一段话：

“ 民主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人性的觉醒，从而自然地引发出对底层悲惨状况地同情和不平，进而为他们争取权益。正由于这种同情大多发自有比较优越地社会地位，文明程度较高地阶层，或者说发自知识阶层，因此他们的民主意识从起源来说，都是带着原罪负担的。他们非常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就是会不由自主的要美化底层，以平衡自己的原罪意识。他们会在表达对底层苦难同情的时候，在赞美底层的时候，表现得煽情和夸张，以支撑自己的道德感。”

“所以，我以为知识阶层的所谓道德勇气，一部分应该是表现在对强权的批判上，但更为困难更难做到的，是表现在他不迎合，不取悦于民众上。……对强权和民众，都保持应有的独立和批判。这和他是否同情弱者，是否保护弱势人群，其实是两回事。”

你是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Tue, 19 Dec 2006 06:49:18 GMT

今年时代杂志评选出来的年度人物不是一个名人，而是普通的你，或者说是我...哲学家Thomas Carlyle说过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but the biography of great men），而这个理论在2006年受到了质疑，虽然2006年一样有冲突，一样有流血，一样有爆炸，一样有全球变暖，还有SONY的PS3的出货量不足，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社区和聚合（community and collaboration）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百科全书WiKIpedia，上百万自办频道的youtube，大型社区Myspace。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但观看这些网站，我们还疯狂的参与其中，我们破除原有媒体的束缚，试图建立新的数字化民主，无谓的工作，抛弃那些所谓专家们的自闭游戏，我们当之无愧成为年度人物...2006给了我们新的启示，新的全球共识模式出现，不是政治家对政治家，也不是伟人对伟人，而是公民对公民，也就是你对我，跟你聊天的屏幕背后不在可能是猴子，而是活生生的人..

But... 我不是。

重新理解保守主义的过程中，尤其是读到林达的第四卷的近距离看美国－『如彗星滑过夜空』，美国建国初期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激励冲突他们共同推进了美国宪法，美国的经济，法治，和民主传统的建立。尤其是这样一句话，讲到上层精英有这样一批人对于自身原罪的忏悔而导致对大众道德地位的无限抬高，导致忽视了这些阶层的粗暴，贪婪，黑暗的一面。现在大家开始热讲农民和弱势人群，仅仅进行经济支援并不能解决农民的问题，有再多的钱，农民也当不了地主。电影『七武士』中，精英阶层不就是被农民们玩了么。

2006年，改变我想法的有这样几本书。。。

『娱乐至死』

『消逝的童年』

『如同彗星滑过夜空』

『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

『历史的观念』

暂列在此。

我知道，大众虽然有着创造无穷财富和知识的伟力，但是，大众也同时是制造着阴暗，堕落，腐朽，黑暗的。我要夹着尾巴，好好的作一个人。

笑忘书引文

Mon, 04 Sep 2006 02:19:49 GMT

“…重写历史，就像所有的政党一样，像所有的民族一样，像整个人类一样，大家都重写历史。人们高喊着要创造美好的未来，这不是真情所在。未来只是一个谁都不感兴趣的无关紧要的虚空。过去才是生机盎然的，他的面孔让人愤怒，惹人恼火，给人伤害，以致我们要毁掉它或重新描绘它。人们只是为了能够改变过去，才要成为未来的主人。人们之所以明争暗斗，使为了能够就如照相冲洗室，到那里去修正照片，去改写传记和历史”